從三色旗到太陽花--關於藝術與革命的隨想

關於藝術與革命，或許大多數人所想到的第一件作品，便是法國浪漫畫派大師，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領導人民》。位在畫面中央的女人半裸著上身，高舉三色旗，背景則是來自不同階級的人民，踩在成堆的屍體上登高一呼。這件作品當然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從它的知名度和影響程度來看（例如編入教科書、寫進歷史甚至是製成錢幣等），恰好證明了藝術可以在社會中發揮無遠弗屆的作用。另一幅畢卡索的作品《格爾尼卡》，畫的是他對德國戰機應西班牙革命軍轟炸格爾尼卡小鎮時所感到的憤怒，畫面中那些扭曲、變形的人體和無聲的吶喊，同樣震懾許多人的心靈。儘管這兩件作品最後安穩地成為博物館或美術館中的珍藏，而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也成為資產階級爭相追捧的對象，卻仍然無法讓人忘懷這些作品在當時對社會與國家造成的撼動。近代攝影逐漸崛起，更快速、更精準的時間掌握及其他創作模式難以企及的臨場感，造就許多動人的作品。天安門前被戰車碾過的學生與卡帕鏡頭下的共和國戰士之死，讓觀者無法不被那樣的瞬間感到悲傷。

 過去的台灣，從原住民與漢人的對抗再到荷蘭、西班牙、中國、日本在政治、經濟與武力的爭奪，台灣的歷史其實是一段殖民與被殖民者抗爭的歷史，而藝術也在這個時候成為成為記憶的縮影與現場的見證，對許多人來說，傷痕的記憶從來未曾真正平息。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來自中國的版畫藝術家黃榮燦，因為其紀實的創作風格，描寫了政治的恐怖，最終亦讓他步上刑場。他的作品《恐怖的檢查》中，急促、恐懼的人民和冰冷、鐵血的政府軍警形成強烈的對比，車子上的警察與車下的人民正顯現權力者的傲慢。長達38年餘的戒嚴，讓藝術創作者感到無比焦慮，有口難言，手足無措的尷尬失語是他們普遍的狀態。例如吳天章作品中陰暗背景中那些摀住耳朵、眼睛、嘴巴的人像，或是陳界仁在《機能喪失第三號》中那些戴上頭套遊街的行動/錄像藝術，正具體地表現出那個時代的恐懼與壓迫感。

有些藝術家過去曾經為了衝撞體制而憤怒，在年長後或許因為處事逐漸圓融，抑或對政治感到失望，又或是因為市場、家庭的包袱而不再有那樣革命的氣魄，卻也因此，使得這些藝術家年輕時的作品彌足珍貴。在當代的台灣，一場來自學生，擴及全民的抗爭正在開始，很幸運地，年輕的藝術家們並沒有放棄當代藝術用來關注社會的使命感。 

由各院校藝術系學生們所成立的臉書粉絲專頁藝術人在立法院中，可以看到藝術系的學生們並沒有把自己關在學院中的象牙塔，而是以戲劇、繪畫實際參與社會的活動，從他們的創作中也能感受到這些來自年輕的不馴氣質。北藝大動畫系的作品《島嶼天光》，配合樂團溫暖、堅定的歌聲，實際人物動態與動畫的配合相當巧妙，令人聯想到迪士尼的短篇動畫《日與夜》。陳敬元在立法院議場中的創作，忠實地紀錄了堅守立法院的眾生相。林紙鶴的作品《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以簽字筆畫出長達十餘天的學運過程，巧妙結合中文字的筆畫與新聞照片的寫實性，以獨裁與中國的聯想為起點，每個字串連在一起便如同漫畫故事一般，畫出政府戒備、鎮壓，再到學生與人民集結遊行，最終遍地開花的祈願。主題明確，表達流暢，加上文字原有的意義性，造成的宣傳效果相當成功。

諷刺的是，過去總是被主流教學所遺忘的公民與藝術，在這波社會運動中卻起了莫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