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運動中：《玫瑰色的國》的動勢與形式

圖版提供|彭靖文 

       「劇場」與「運動」有多少種可能的連結方式？     

        當「劇場」與「運動」合寫成「劇場運動」時，「劇場」與「運動」所可能挾帶的動量，具皆化為歷史回顧中的靜態形式，有起訖年代，有人事地與宣言，有代表劇作與美學特色，此時的「劇場」成為已完成、具歷史定位的「名詞」，此時的「運動」亦縮限窄化為劇場發展史中的形式辯證或美學叛變。

        而「劇場，運動中」的連結方式，則是企圖帶回劇場作為動詞、運動作為進行式的可能。首先，劇場與運動之間的「逗點」，像是短暫的停頓，既非分隔線／，亦非連結號－，彷彿只是要在劇場與運動之間，創造一個「間隔」(spacing)，一個創造轉化的潛在時間。其次，緊隨運動之後所增加的「中」字，不僅讓運動從名詞立即轉換為動詞，更向前呼應了劇場與運動「中間」的逗點，「中間」(in-between)作為不確定潛在時間的創造轉化，非兩點之間取其中（兩點之間的距離除以二），而是流經兩點之間的「逃逸路線」(line of flight)或「流變之線」(line of becoming)，讓劇場不再只是劇場，讓運動不再只是運動。而本文正是企圖透過一個逗點、一個「中」字，去重新創造劇場與運動的連結方式，讓劇場「流變－運動」，也讓運動「流變－劇場」。

        在此將先聚焦於《玫瑰色的國》，該劇由編劇導演周翊誠、編舞製作彭靖文與「讀演劇人」共同創作，從歌手張懸《玫瑰色的你》一曲發想，以七名學運世代男女生命故事的交疊分合，鋪陳台灣歷史政治「非線性」的「未來過去式」。誠如該劇導言所指出，原本一心以台灣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為背景的創作初衷，在排演的過程中卻遭遇到了風起雲湧的318太陽花運動，不僅演出者被捲到了太陽花運動之中，也將太陽花運動捲進了劇場。

       因而第一種觀看《玫瑰色的國》之方式，乃是以「再現形式」的角度切入，觀看其如何透過劇場元素（敘事、場面調度、景觀、聲音、肢體、燈光、現場裝置等），「再現」台灣歷史上已發生、正發生與將發生的社會運動與學運。《玫瑰色的國》將時間設定在二十年後的台灣，以未來式時空交錯的倒敘方式，回到2014年當下的話劇社排戲現場，回到台灣光復初期校園裡的女共產黨員，回到已然發生的核四災難，回到台灣獨立公投的失敗，回到人傳人的禽流感，回到中國全面控管台灣經濟，回到兩岸簽署和平協議。這種「反烏托邦」的預言／寓言結構，成功帶入台灣當下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反核、反資、反中、環保、新住民、原住民、多元成家、同志議題、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等。 

       而這些社會議題的帶入，乃是透過精彩流暢的場面調度與肢體動作。《玫瑰色的國》之演出場地，乃基隆市政府文化中心的島嶼實驗劇場，該劇場空間原本有著相當的侷限性，因為長方形的場地中央杵著三個樑柱，既容易阻礙觀賞視線，又有場面調度上的困難。但《玫瑰色的國》就形式語言而言，卻成功地化劣勢為優勢，利用樑柱的限制，左右跳接不同的敘事時空，展現異常驚人的流暢感。而舞蹈段落的安排，更是在語言敘事中，穿插身體的情感強度，不論是動漫卡哇依的上課操，抒情浪漫的情書獨舞，或是男同志之間既暴烈又溫柔的雙人舞，雖然演員非專業舞者，在肢體動作上仍有加強的空間，但舞蹈段落作為非語言的情緒感染，卻也為《玫瑰色的國》帶來敘事變奏上的豐富表達。

        而這種觀看的方式，乃是把社會運動以「再現形式」的方式，帶到劇場之中，成為「劇場中的運動」。那怎樣才有可能讓「劇場，運動中」呢？故另一種觀看《玫瑰色的國》之方式，乃是回到「運動」作為一種「動勢」，如何流經穿越不同的組合配置，而《玫瑰色的國》作為「劇場，運動中」的節點，乃是給出一個複數力量的佈置與流變，一個具有特異性與渾沌能量的「感性配置」。此「感性配置」就開摺形式而言，與太陽花運動或大腸花論壇皆有所不同，但就其合摺動勢而言，則又與太陽花運動或大腸花論壇皆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話怎說？首先與劇場同時進行的，乃是劇場空間四面牆上的「運動」裝置，包括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苦勞網，南洋台灣姊妹會高雄分部，紀實攝影家張良一、鄭百騰、鐘聖雄，新媒體藝術家駱麗真的作品，而其所展示的文件、實物、影像都與台灣社會運動的脈動息息相關、聲氣相通。而《玫瑰色的國》更以時間作為特異點的縐褶運動，不僅是「預言／寓言」的過去未來式，不僅是非線性摺疊了四六事件，野百合，反核，美麗島與保釣，更是與太陽花運動產生「共時性」貼擠，此貼擠已「溢出」對太陽花運動的「再現形式」，此貼擠乃指向時間的爆破能量，已然讓劇場與運動成為不可切割的動勢流經，在劇場與運動「之中」創造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