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租書店遭遇謬思：

劉玗的「花蝶租來的人生」

文∣簡子傑

乍看之下，《花蝶租來的人生》就像一本尋常的言情小說，在粉色系的封面上，以柔焦的邊界線勾畫出一名長髮及肩的女性形象，她帶著露出上排牙齒的淺淺微笑，然而，我們卻可以察覺某些不對勁的地方：她戴著一副款式過時的金框眼鏡，臉頰與鼻翼交錯著法令紋，她的淺笑是那種只會出現在已經能夠意識自我的成年人特有的克制表情——在《花蝶租來的人生》封面上，出現了「言情小說」預期以外的奇特感性，而故事主人翁的年齡，也大過於這種體例通常用以表現的形象慣性。

*    *    *

自「言情小說」體例慣性逃逸出來的，倒不光是文字生產線被不經意引入的偶然——像是一位帶著「經典」文學想像的編輯或作者，有意或無意地創造了這種敘事文體的例外——《花蝶租來的人生》的作者劉玗，在言情小說的系譜中名不見經傳，卻是一位有著相當展歷的年輕藝術家，事實上，在小說封面折口也說明了這份出版品的當代藝術定位：「『花蝶租來的人生』不只是一本言情小說，整體上來說，它是一個當代藝術的創作計畫，除了書寫這本真人真事的小說，還包括了裝置、文件、工作坊等形式。此計畫於2014年12月在誠品信義裡的ART Studio展出」。

換言之，當我們將書名換上一般意義的引號，這本小說即流變為一項藝術計畫的產物，讀者也流變為觀者，在這個層次下，該關注的是藝術家將言情小說置入銷售通路的行為意義，並按照某種當代藝術套路來理解：「花蝶租來的人生」形構的是一條從言情小說的非主流文類抵達已成為台灣社會菁英文化象徵的誠品書店的移置過程，這意味著在主流文化產業場域中的某種當代藝術介入，這種「介入」，藉著劃定出不同體制的橫貫路徑，要在誠品書店置入一本在超商與租書店隨處可見、有著粉嫩封面設計的言情小說，過程中，不僅要動員作為體制媒介的經銷商，還需通過當代藝術的特許位階[1]——作為當代藝術計畫，「花蝶租來的人生」鬆動了在不同文化體制間的壁壘，並迎向兩群與該文化場域親疏有別的客群。

*    *    *

第一個客群，是言情小說的讀者。

劉玗在小說的〈後記〉提到，這個故事╱計畫出自她在租書店認識一位來租書的中年婦女，根據對其人生經歷的訪談，並加上藝術家自己的虛構而成書——也因此，這並非紀實性的小說，藝術家關注的也不是田野調查過程勢將遭遇的他者性，而更多的是折射自租書店的感性經驗——對劉玗來說，言情小說除了召喚出某個世代的青春回憶，作為文化場域的租書店本身也盈滿著難以言詮的慾望流動，如果說，青春期少男少女在言情小說中投射的是對愛情的好奇與渴望，因為年輕，投射其中的慾望仍容許實現的可能性，小說將成為他們未知人生的範本，但對於言情小說的中年讀者來說，這種閱讀卻難以寄情於未來，在他╱她們早已銘記了多重生命經驗的身體上，對於言情小說的接受，或許意味著背對現實的姿態，但是當負載過量的身體本身也已成為現實，藉著投注於小說閱讀所生纏的感受，或許更做實了不可能實現的慾望本身——驅使劉玗創作出「花蝶租來的人生」的，與其說是言情小說瀰漫的愛情故事，不如說是對於盤旋在租書店內外、這基於不可能性因而尤顯純粹的慾望流動，在藝術家身上所產生的情感衝擊。

 或也因此，劉玗與租書店阿姨們的邂逅（她稱她們為謬思），更多地專注在她們的過去，或是愛情故事的某種宿命論格局——在《花蝶租來的人生》中，女主角劉捷與錢楠佑間自高中糾結至中年的坎坷情史，充滿了類型設定般的命定落差：屬於時代、性別意識，乃至彼此家庭的階級性落差，故事開始於劉捷在租書店偶然間發現寫給她的紙條，這時，落差源自錢楠佑主導下的誘惑，而這場誕生於租書店的愛情，卻也因男方複雜又富裕的家世背景而屢遭波折，落差轉而成為一種命定，男人決定了女人的命運，而邁入中年的劉捷後來罹患了重病，在這毫無希望可言的當下，她重拾過去閱讀言情小說的興趣——主人翁最終回返到她所屬的文類，繼續地閱讀它們：

她從來不記得小說裡寫了什麼故事、什麼人生。在看完一本書的同時，一個故事也像垃圾一般，被丟棄在腦袋裡的垃圾桶。但是當她在閱讀的時候，她總是全心全意、百分之百的，投入角色設定、故事背景裡頭，故事裡對她來說是十分的真實的。[2]

當故事主人翁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角色設定，在言情小說中閱讀言情小說，這同語反覆般的循環結構，除了讓《花蝶租來的人生》越顯荒謬，同時也否定了出現在言情小說裡的愛情故事價值，閱讀則質變為一場無休止的徒勞舉措，然而，當讀者也藉由《花蝶租來的人生》覺察到這種無能，弔詭的地方卻也在此發生，讀者必須先將情感投注於這本書，才能意會這是一場毫無希望可言的慾望投資，讀者越是深入故事核心，越會感受到劉捷的真實，這個真實正如同主角在閱讀故事時的真實。

*   *   *

第二個客群，則是當代藝術的觀者。

 觀者所置身的場域是誠品信義店的ART Studio，這個區域設置在書店三樓的藝術書區，透過劉玗的藝術計畫，現在展示了一本言情小說的製作過程，其不尋常之處在於，儘管言情小說不乏消費族群，在菁英式的文化產業通路中卻罕能獲得容身之處，而劉玗展出的還包括這本書得以產出的「後台」——對比於書店充滿階級品味的陳設，文化產業如今更像規範性的大他者，大他者規定了愛情故事有其層級，而原本不該出現的「花蝶租來的人生」與一本書的製作過程，此時就像纏繞著大他者的陰影，混淆它所建立的秩序。

 然而，弔詭之處卻也源自當代藝術，「花蝶租來的人生」最先進入的是藝術書區，而非那仍待開啟的言情小說區，我認為，這項計畫創造出的問題意識，從來都不是這項計畫的參與者在觀者與讀者間的比例成分，而是支撐起誠品信義店藝術書區的資本力道畢竟這麼相近於支撐起當代藝術的文化力道——如果說，在這兩種力道間，多數的言情小說（中年）讀者都不曾看到他們的位置，劉玗的介入除了為既有的當代藝術脈絡開拓了一條新的支線，「花蝶租來的人生」要如何成為《花蝶租來的人生》？觀者要如何重新成為讀者？

 在為寫作本文進行的訪談中，劉玗說她計畫要將《花蝶租來的人生》打進真正的租書店系統，或許，這正是想像出路一個權宜的起點。讀者要如何打破故事的循環結構？觀者要如何掙脫在當代藝術中資本與文化力道日趨同一的超級結構並承擔起伴隨著他者性的倫理責任？「花蝶租來的人生」並未給出解答，卻畢竟直面了徒勞的現實，並努力地另尋出路，與此同時，在租書店租借言情小說的阿姨們，仍深情款款地捧讀手上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