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殼、幻肢與界線 ──「街頭狗與野馬—許哲瑜個展」

《劃線》（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這次許哲瑜在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 Studio的個展「街頭狗與野馬」，呈現了兩件來自旅程隨記的影像，以及先前自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REATORS創研計劃期間發展出的《編號314》，這三組皆以動物為主要角色的影像作品，部分概念也延續自不久前在關美館「三次哀悼練習」個展中，另一件結合3D掃描技術的《動物園假說》。

回顧許哲瑜歷年來的作品，從最早期以動新聞模式製作的手繪動畫開始，反覆藉由影像創作討論媒體虛構跟現實之間難以區辨的部分，關於記憶與死亡的隱題也如經緯般交錯其中，而後許哲瑜也在作品中陸續加入拍攝自現實的場景、朋友以外的故事、改寫自社會事件或歷史的文本，藉由旁白畫外音或文本書寫等方式，以說書人般的姿態闡述影像外的現實。許哲瑜的作品幾乎都以個人的故事勾勒曾與集體共時存在，卻不復記憶（或未留下可供記憶之物）的事件，在其影像作品裡都有至少一個負責承載敘事的角色，這個角色早期由袁志傑等藝術家好友的樣板肖像擔任，而在後來的作品中許哲瑜也開始藉由採訪、錄音、拍攝等方式，讓事件當事人以聲音或3D建模等方式現身。這些出現在影片中的角色，往往像是脫離於現實場景，在蒼白的平行時空裡隨著說書人提及的段落，面無表情的搬演著文本事件的模型身體，對觀眾而言，有關這些敘事世界的感知都來自那些虛構的模型，在這套系統中，對於一個生命與記憶的強度不在於過去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而是在於我們怎麼去感知這件事。

《街頭狗》（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我們的一個朋友，他跟我們說街上其中有一隻狗缺失了一隻腳，牠是只有三隻腳的狗。這幾天我們一直試著找這隻狗，但都沒有看到牠。在我們家外面的那條街道，也有一隻流浪狗，牠少了一隻後腳。我印象蠻深刻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景象，這隻少了一隻後腳的狗，牠應該是正在想像用那隻缺失的後腳在抓自己的身體，牠坐在地上扭著，像是在摩擦地面，卻又微微的騰空。」

──節錄自《街頭狗》許哲瑜旁白

走入這次位於MoCA Studio的展間，投映在《編號314》展板背面木作結構上的《街頭狗》最引起我的注意。在本次的三件作品中，《街頭狗》投放出來的尺幅最小、位置最為隱密，內容是藝術家在旅程中以手機紀錄的影像，但過往總是隱身／聲於鏡頭及畫面之後的許哲瑜，這次卻成為緊貼著影像的旁白者，在這件如筆記隨筆般的八分鐘短片裡，可以感受到藝術家難得顯露的自我投射。《街頭狗》的素材來自許哲瑜2022年到科索沃首都普利斯提納（Prishtina）看歐洲宣言展時，留意到這座城市街頭有為數眾多的流浪犬。他們在此停留的過程中，連續好幾天都遇到同一群狗，這群在城市中遊走的流浪狗成為這趟旅程的刺點，而對於這五年來一直旅居歐洲的許哲瑜來說，牠們既像是台灣街頭常見的景象，但背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場景。

在《街頭狗》影片中，許哲瑜一邊拿著手機跟拍狗群，一邊談起他們正在找一隻缺了一條腿的狗，然後話題忽然轉到自家附近也有一隻少了後腳的流浪狗，在這段畫外旁白中，他加入了對於身體幻肢的描述。在現實中，幻肢代表的是已缺失且不可見，但仍被個體意識感受著的身體部位，那個不實際存在的抓搔動作也標記出遭逢創傷的時刻。若由此回溯許哲瑜近幾年的作品，他的3D建模系統，似乎正是為了在某種程度中，嘗試重新虛擬出那些因人為事件而自集體記憶中切離的幻肢，或使這些幻肢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可見。在《街頭狗》影片中沒有說明的是他們從當地人的口中得知，這些流浪狗其實是1990年代末，科索沃內部戰爭後的遺痕，當時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塞爾維亞）的安全部隊與科索沃解放軍衝突，戰火迫使寵物流落街頭，此後牠們繼續在此繁衍，逐漸成為首都中的特殊景觀，街頭犬象徵著科索沃國內一個因戰火而消失的族群被轉化到街頭的形象，成群結隊的複數身體則凝聚著城市集體記憶，使記錄者隱然抵達過往戰爭下的抽象現場。

《劃線》（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相較於拍攝時甚至不確定是否會成為作品的《街頭狗》，另一件名為《劃線》的作品則是在行前就已安排翻譯與專門拍攝野生動物的攝影者同行，拍攝蒙古國內一條特殊疆界線的兩側地景。這條界線內代表一塊面積506平方公里、人類不得干涉此地馬匹生活的普氏野馬保護區；而在疆界另一側，生活在人類圈養下的家馬則是做為勞動力、交通工具甚至人類食物的經濟動物。許哲瑜表示，這個保護區是目前世界上僅存最完善的野馬保護區，雖然明文規定人類不得干涉保護區中馬匹的生活，但在實際意義上，這群野馬卻並非全然的自由，牠們一出生就被標上編號，全天受到復育員與科學家的監控，只要超過三天沒有追蹤到馬匹的蹤跡，科學家們就會進行搜索，將失蹤的野馬找出來，這些野馬從生到死都被視為某種檔案，在這片如楚門世界般的虛構自然中生活。《劃線》的鏡頭交錯於望遠鏡觀測的野馬保護區與人類活動的區域兩端，除了人類與馬匹的日常紀錄，許哲瑜也放入一段在蒙古自然史博物館中拍攝的野馬母子標本，如同那片保護區，這對標本其實也是人造的虛構現實，不同時代製成的兩匹標本被重新描述成野馬母子，在人類的觀看下扮演想像中的自然。

位於展間入口處，作品《編號314》的靈感來自曾在動物實驗室中工作超過30年的許哲瑜的奶奶。在這件作品中，藝術家與標本師、操偶師合作，想像一隻實驗室白兔生前的狀態，並用偶戲的方式去表演出來。這隻編號314的實驗白兔在操偶師的手中栩栩如生，但這樣的生動所扮演的內容卻是對死亡的再次描述，彷彿白兔標本越是逼真，越是提醒了我們牠已成空殼的事實。對他而言，剝製標本不能算是一種複製品，因為標本師是藉由真正的動物身體去製作標本，它是來自動物身體的原件，但另一方面，標本也是一種再現，在皮毛之下仍然是藉由人造的填充物去支撐，標本師如何塑造出動態感則像是一種設計。標本既是再現，也是虛構，他說「我覺得標本像是介於現實與虛構、身體與物件之間的奇特狀態」，而這道光譜的兩端也成為這幾年他回應虛構、現實的創作思考。從2018-2019年首度使用3D掃描技術的《副本人》開始，許哲瑜一直思考於「身體的複製」的概念，以及這些經由建模出來的薄殼、標本如何回應記憶與敘事，而此次在「街頭狗與野馬」展出的三件作品，也是許哲瑜少數完全沒有放入動畫及建模的純影像作品，從原本以手繪動畫的方式進行對台灣歷史、媒體狀態的關注，到《副本人》以降重新導向到思考如何以「身體」或建模的方式去回應人與社會的關聯，在這個看似小品的個展中，許哲瑜長久以來試圖在作品中進行提問的內容，也逐漸透過「以身體去想像一段歷史或記憶」這個方法而逐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