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觀察報告
評論的展演: 錢江衍派 、 蘇匯宇「午夜場」 、 《舞弄珍藏:召喚/重想/再述的實驗室》 、 海馬迴光畫館個展「台南中國城」 、 澳大利亞 – 吳思嶔個展 Australia – Wu, Sih-Chin Solo Exhibition 、王雅慧個展「返影入深林」 、 蔡孟閶個展「鄉愁的濱線」 、 賈茜茹個展「大勇街25巷,末章。」 、石墻村紀遊-李旭彬個展 、 山寨-黃逸民個展
相較於先前整年度(2015)密集的藝術觀察,今年因個人工作南移,雖然每週還是會在台北與高雄兩座城市移動,但移動的目的卻不再像之前多是為了看各式展演,在這裡一方面再度向基金會表達歉意,另一方面,這篇年度觀察報告,或也因此體現為一個更多地因為移動而改變的觀點。
如此頻繁的移動,注定了蜻蜓點水式的藝術參訪,卻也因頻繁獲得了另外一種觀察視角,由於我不會在任何一個地方長期停留,不僅導致在上個年度觀察報告中我能夠輕易指認的「地方」變得異常模糊——例如在双方藝廊觀看蘇匯宇入圍2016年度的個展「午夜場」時,我很難不聯想到2015年在台南由賴依欣策展的「自瀆有害身心之說不可信」,在台南與台北分別看到同一位藝術家在不同階段的藝術推進,海馬迴、絕對空間與双方藝廊揉雜成一陀不再有區位意義的非場所,即便是今年同樣入圍的「錢江衍派」,雖然展演是發生在台南全美戲院與絕對空間,但組成「錢江衍派」的四位年輕藝術家,稍早時我們卻在北藝接觸過一段時間,有時我會懷疑這種南北位移是否僅是幻覺,就連獲得季提名的幾項展覽,包括在台北非常廟的李俊賢個展「海島╱港都好男兒的海洋追尋」,乃至一年畫廊的最末一檔展覽,劉秋兒以沖繩為對象的「胡差風景照」,對我來說,也帶著濃厚的高雄記憶,展覽總是此時此地,卻也總是成為他方的記憶。
我想起亞瑟.丹托在「藝術終結」中一段對於當代藝術絕非出於譏諷意圖的描述,他將當代藝術設想為一個平面,這個平面的特點在於,它失去了感到陌生的能力,「對不同的藝術實體都陌生的平面已不復存在,而所有實體之間的距離也不再遙遠」,[1]在這段描述之後,丹托緊接著以幾個由藝術家介入博物館體制並重置其典藏脈絡的當代藝術展覽為例,來說明他那種「歷史藩籬」已然消退的當代性觀點,這樣的觀點不禁讓人聯想北美館同樣曾獲台新獎提名的「舞弄珍藏:召喚╱重想╱再述的實驗室」。
然而,只要我們稍微對照另外一個在台南海馬迴光畫館發生的「台南中國城」(賴依欣策展),卻會感到一種格格不入的詭異感,一方面,儘管兩者皆是對於歷史文物的再編碼,「舞弄珍藏」確實構作出一如丹托描述的對什麼藝術實體都感到熟悉的平面,在其中,作品成為文件,但「台南中國城」只有在將城市廢墟「當代藝術化」的舉措上提供了完全能滿足我們對於專業展演的期待,它所憑藉的檔案對象卻無關乎作品,而是帶著一點「路上觀察學」的幽微荒謬,此外,它所提供的也不僅是當代藝術這個日趨單一化的平面,還讓我們看見一個台南當代藝術社群的平面,它其實不是一個平面,當然也不只是我在往返北高之間的過渡點而已。
為了寫作這篇最後不得不回到台南的文章,我向目前人在美國的蘇匯宇詢問,到底在台南與在台北的兩個相鄰半年的個展的關聯為何?他很明確地指出,這系列作品的關鍵都發生在台南,「你很少會遇到像在台南那樣一群忍不住會給你很多意見的藝術家和策展人」,他除了表示創作上深受台南的啟發,「台南其實才是真正國際化的都市,台北雖然邀請了很多外國人,但都是路過來演講一下就走了」。
這一年來,我也像是在各種藝術現場路過一下就走了,但總是有一些現場留給我的不僅止於一道平面,而是重新感受到陌生的能力,在這裡最後再提及幾個讓我重獲感受能力的展覽,諸如王雅慧的「返影入深林」、蔡孟閶「鄉愁的濱線」、吳思嶔的「澳大利亞」、賈茜茹的「大勇街25巷,末章。」、李旭彬的「石墙村紀遊」以及黃逸民的「山寨」——這是一些題材較小、卻貨真價實地觸及了地方之難以企及的好展——在我頻繁的移動過程中,它們形成了不只是過渡的停駐,相對於越來越抽象與炙熱的檔案,這些展覽捕獲了一些尚未定形卻深深觸動、並催促著我進行寫作的東西,在這個不斷地追求突破現有框架的藝術環境與獎項機制中,我們仍渴望的當然不會是一個越來越趨近於平面或缺乏的當前,當我們意識到這個當前早已與過往產生了難以彌補的距離,我不禁思索著,當移動已經成為日常,對於新框架的追求當然會讓人失去好奇,我們現在能想像的陌生已不再是兩個看似無關的實體,或許更是當前與過去間另一種重複疊影抑或鬼魅般的關係,我還是想到台南,還有蘇育賢透過黃華成所創作的《先知》。
[1] 見亞瑟‧丹托(Arthur C. Danto),林雅琪、鄭慧雯譯,《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台北市:麥田,2004,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