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駭.zip》: 汗水雜工口丁蚊蟲策展法

標題很長，不過大致就是我踏入廖思涵在寶藏巖策劃的《駭.zip》（hacking.zip）的雜想，而且還是跟策展人在煙水蚊蟻繚繞的環境中混了半個下午榨出來的，所以還真的是雜想。

《駭.zip》，口丁工作室

    但這個「雜」是刻意的雜，有意識的混合，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來認真談談吧。首先是《駭.zip》策展人在這個展覽中當任「雜工」的角色：思涵既是顧展人、陪聊的、倒茶水的，我猜打掃清理也難免，甚至可能還要排解鄰居因為開幕噪音所造成的不滿。而且，畢竟展出的空間是口丁工作室，一個類似於DIY實驗的團體，裡面塞了各種稀奇古怪的零件、機台，調解參展藝術家對於「展出空間」本身條件的不滿，這種傳統策展人的活兒也要幹。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這裡談的是一種混雜的工作，我們首先會回到2011年Tiqqun（一個雜誌）的創造物：布隆。Tiqqun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布隆的時代（in the age of Bloom， Bloom一方面代表著眾多的無名者，二方面又是某種「盛開」之意），人的存在、形塑基本上是一個各式各樣的內在性「裝配備」（apparatus）的累積過程，布隆與裝配備之間，彼此互需，卻又相互懸置。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忽然在某一天真正厭惡了（但要有這厭惡，有多難？），關於我們自己只是由許多的裝置機器所累積的結果，那麼我們就擁有解開自己僵固的「社會角色」的契機了，而「盛開」意思下的Bloom就出現了。在這個角度下，每個人都是打雜的，人們在雜工層次上的交流，像工地工人之間的情誼，如此來談論anarch的「無支配」才有一點意義。總而言之，這是一種「知易行難」的理論，但是大抵上是Tiqqun這類當代歐陸安那其主義的思路之一。

    老實說，我在蚊蟲螞蟻繚繞的寶藏巖工作室，首先感覺到的「雜」，也最覺得珍貴的，是策展人本身根本近似於一個雜工的現實處境，那很好，有些東西會在未來，以這樣的網絡繼續下去，而藝術工作者本身來說，根本上來說就是一份「人生終極雜工」的選項。不過反過來說，一旦我們進入看似體制健全的大展並習以為常，我們更面臨的是單一化的危機。也許，讓自己「雜活」才是當代藝術關乎於未來的命題。第二個「雜」，當然是口丁工作室裡三位創作者與空間本身的關係：林亭聿關於疾病的圖像隱喻、寧森的聲音自述與Siri的回應，以及謝佑承那種未完成感的弔詭機器物件，以很像「插入」的方法擺置在口丁工作室。而整個口丁工作室的東西不都是某種插入？前後兩者邏輯一致，作品、展品、物品，差不多要混成一片。

林亭聿作品：《石頭記》

    第三個「雜」，跟技術有關。先強調，這裡僅先就泛西方DIY的討論。首先，DIY有很豐富的內涵，每個人各自理解不同、各自從生活實踐中累積出信念，必然也各有不同，無法以一概之。但是在DIY文化裡面，如何去界定那種超出技術層次的共同（common）？DIY或者Hacker與「技術」的關係很明確，如果沒有技術，很難推動自由軟體等科技平權運動。但是在這個之上是否還有「什麼」？這裡涉及的可能是根本的，關於技術倫理的探討。在所謂反文化的DIY裡，存在著一個可以說是一般西方運動者的宿命邏輯，也就是在「相似性」的邏輯中去想像「倒退」，例如自組電腦、或者「自己幹文化」等等，這似乎面臨了一個典型的查卡拉巴提式的難題：反抗如何在「相似性」的邏輯裡成為可能？或者阿西斯．南迪更極端地說，即便是反抗文化的拷貝，那些存在「相似性」邏輯裡面的情愫，反過來說是不是一種對於全球第二波殖民的反身性「效忠」？而因循著古典技術論的邏輯所想像的「倒退」，結果會不會反而指認一個所謂的「原始幻覺」（primitivist fantasy）？例如我曾在巴黎的佔屋公寓裡面看到的，人們嘗試用接近原始的方式生活，但是，那畢竟是一個「特區」，還是一個與銀行有關的「特區」。

    如何在我們當下的處境思考DIY與Hacker？當然務實上有很多做法，不過誠如前言，如何思考本質的問題，如何思考「技術」二字？這點，策展人（兼雜工）思涵大致也觸及了這個問題：究竟所謂的無政府主義如何可能？事實上我以為，無政府主義不可能是一種關於「純潔」的思想，反過來說是一種「雜活」的思想。從大衛．葛雷伯從人類學的角度例舉那些無政府的原始部落，來找出對應當代世界的確切方法，依然薄弱。如果是依循著葛雷伯的推論，據我所知整個台灣最接近以無政府方式生活的人，是在宜蘭頭城山上挖地洞居住，過著無水無電生活三十年的「山仙」（他自稱「南無7890」）。然而，即便他完全不投票，完全不用繳稅，但是他還是偶爾靠著親友的現金支助來生活，只要我們還使用著國家的鈔票，我們能說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嗎？反過來說，十八、九世紀以來的世界史是一部國家政治如何成熟的歷史，而無政府主義的想像卻沒有從人類社會裡消失，很可能靠的正是因為它的「混雜」，在國家的陰影下，它的存在是碎片而非整體，是幽靈而非實體，是不斷的逃跑，創造一個「避難」的網絡。因此，這是一種矛盾的思想，不純的思想，卻是「矛盾中開展」的思想，就像Tiqqun意義下Bloom的雙律背反，是不是我們真正要思考的技術，是在這樣的必然矛盾之中所創造出來的呢？

Tiqqun,The Theory of Bloom (左)，布隆的肖像（右）

    工具的解放看似具有無限可能，但依然在「那樣的」技術邏輯裡。猶記得去年在研究所開了關於台灣1920年代無政府主義的一堂課，整個學期十多個讀本討論下來，可以很清楚台灣島嶼第一波的黑色思想，其本質並不是安那其（無支配），而是必須放在反日本帝國運動的一環來看。這再再提醒我們，隨時隨地不要忘記反抗這兩字，安那其已經不可能是自然的思想了，而是反抗的思想。今天，在國家上面甚且有內格理所謂的非場所、無形的「帝國主義」，其根本的非場所性，恰恰是日常生活本身的非場所性。之所以日常生活無法「場所化」，是因為人不分時間空間地不斷地被社會所的「裝配備」。人們如何去除構成自身的裝配備？「雜活」的態度很重要，是抵抗的本身。「雜活」變成了技術之外最難的技術。在那裡，人是蚊子螞蟻或蟑螂。而藝術在這裡的關係已經不是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的問題了，而可能是一種平面網狀的關係。

    好了，寫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般的佈道文，最後是自我懺悔。說實在的，有時候矛盾地活著也很痛苦，一如我自己說過的，2004年寶藏巖事件之後我再也不願意踏入一步，但是十多年後我還是來了。面對自我口業的業障，我忽然有一種不知道要向誰道歉的迷失感。總之，過去記憶中的寶藏巖就不提了，蚊子還是一樣多，觀光客是新的物種，《駭.zip》在口丁工作室裡的幾件作品相互參雜的感覺還不錯，作品有時候偏離了空間本身的調性，不過好像也沒那麼所謂，反正先搞雜再說。

   最後，我認為思考無政府主義比較具原創性的角度，是從創作者的角度。我們之所以選擇創作者這條路，與評論者、與一般的社會工作者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那就是我們已經在無意間認同著自己身上潛在的無政府性不只千百回，雖然因人而異，但那幽靈般的素質又是什麼？如果葛雷伯的無政府主義立論點是人類學，普魯東的立論是政治經濟學，而巴枯寧是階級鬥爭論，那麼，從當代創作者身上，有沒有可能開展一種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身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