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覺得「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臺北雙年展之再協商

這一屆的臺北雙年展，就展覽本身來說，給人巨星罩頂卻又空洞的感受。即便個人對於站在整個展覽最高精神象徵位階的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論述，一直以來都持正面的看法，特別是關於「行動者網絡」（ANT，人與非人）概念的闡述，確實與當代藝術的創作性行動，有不少重疊與回應的可能性，因此，這次的雙年展曾經令人期待。

不過在看完以後，首先覺得展覽在展區的命名與作品的配置上，相當簡略，甚至一度讓人以為進入到了重新裝潢過的數位化自然教室。展場的主要區分與構想，來自於拉圖最早在2018年過去在哈佛大學所發表的〈我們似乎不住在同一顆星球上：一個虛構的星象廳〉(“We Don’t Seem to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 A Fictional Planetarium)一文，其中羅列了「維安」（security）、「全球化」（globalization）、「人類世」（anthropocene）、「實地」（terrestrial）、「當代性」（contemporary）、「現代性」（modernity）、「逃脫」（exit）等七個「星球」。文中，拉圖認為，我們並不是分裂地居住在其中的兩個星球，而是七個！此外，文中所提到的所謂星球與星球之間的重疊、混沌與未定域（still-unsettled felds），其實是理論者給出的想像空間，以及潛在的，等待解放的方向。[1] 

〈我們似乎不住在同一顆星球上：一個虛構的星象廳〉文中，亞歷山德拉．亞翰納（Alexandra Arènes）所繪製的七個星球（轉引自嚴瀟瀟，〈2020台北雙年展的「著陸路徑」——訪策展人布魯諾．拉圖、馬汀．圭納與林怡華〉 一文）。

至於在2020年台北美術館的展場上，則是以「全球化星球」、「維安星球」、「逃脫星球」、「實地星球」、「另類重星球」等，作為主要的展區劃分。因此可以說，這次的台北雙年展是〈我們似乎不住在同一顆星球上：一個虛構的星象廳〉這篇短論的空間化、作品化。坦白講，將美術館轉變為「星象廳」（Planetarium）的構想聽起來其實不差。但是，如果是由一篇文字的論述作為所謂「星座」的區分，不免淪於文字與空間上的象徵遊戲，一點也沒有所謂的「星叢」的震撼性。而美術館的空間功能，難道只是負責再現論述嗎？

必須說，「以空間再現論述」恐怕還不是唯一的問題，嚴格來說也不是不行，如果再現得好，那還令人激賞。更多的問題在於更根本的地方，也就是存在於「再現」的單一性、單點透視的關係裡。「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的主軸不離對於流行的，人類世的批判、對於現代性與科學的反思。拉圖團隊在德國卡斯魯爾的ZKM所策畫的「關鍵帶：地球政治的觀測站」(Critical Zones. Observatories for Earthly Politics )，可以說是其自2002年以來，不斷地將當代議題帶到展覽現場的嘗試。這些夾帶著大量專業術語，試圖「解消」所謂的科學與社會、自然、文化學界限的思想，頗有拉圖一貫的作風，但是如何面臨了複雜的論述最後淪為簡化而無解的「結論」的困境？倡議式的藝術展演如果沒有在行動層次上，做更細緻的回應，乃至於回應「行動」本身的象徵性與現實性的問題，那麼，就不過就是華麗的藝術口號罷了。

雖然，實際執行策展工作的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努力地想要填補，或者至少是拉近論述與空間呈現上不可避免的誤差，甚至在展覽的行動上，努力達到碳足跡的可視化，以及減碳的目的，這些都是立意良善之舉。但是根本的問題在於整個展覽的空間呈現中，一個內在而弔詭的矛盾一直沒有被消除，也就是：「現代性」的思維如何被運用在「再現反現代」的過程中，「現代性」真的因此有被認真地批判到嗎？從一篇論文而來的展覽「配置」與「再現」，這不就是拉圖在《我們未曾現代過》一書裡反過來要批判的，現代性裡無處不在的「中介」（mediation）現象? 就像實驗室中介了瘖啞的萬物，代議政治中介了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意義下的「諸眾」，世界因而是混沌—純化—混種的不斷循環過程，也因此，他呼籲人們正視所謂「混種物的增生」問題：

修辭、文本策略、書寫、演出、符號學，這個新形式對事物本質和社會脈絡同時造成衝擊，儘管不能將之簡化成這個或另一個。[2]

換句話說，在拉圖對於看法裡，「純化」、「中介」與「混種」等等問題，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些觀點圍繞著他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可是在此次雙年展的論述與展出邏輯上，文本、空間與作品之間的純化、中介與混種的關係，說不定搞不好也會是拉圖自己想要批判的。還有，雙年展的構成機制本來就是非常現代性的，在亞洲，雙年展甚至還帶有一定的「新國族審美」的戰略意味，這點，我想實際執行的西方策展人對於這件事是缺乏深刻認識的，而錯將北美館當成像歐陸一般的展場，不加思索地中介化為思想與理論的展示場。

當然，不是說不能以論述來再現一個展覽，而是其背後的邏輯需要有一致性，或者至少要有清楚的對應意識。由明星級的歐洲哲學家、台灣人的稅金、北美館的技術官僚，再夾帶著一點原民作品所組成的展覽裡，強勢白人哲學語言最終還是焦點。雖然在地策展人林怡華引入了豐富的公共論壇（「協商劇場」），連結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STS），強化大眾參與及對話，這些都是頗具創意之舉。但是，我實在很難不將這樣的西方理論先行，再輔以在地的現況作為對話的狀況，連結到曾嘉慧在2017年「失調的和諧」一展的相關文章裡，歸納酒井植樹與孫歌的對話，而寫下了「歐洲負責生產理論，亞洲負責生產經驗？」這樣的字眼。[3] 而林文源在對拉圖的《我們未曾現代過》的導讀裡，舉ANT裡所強調的「非人」為例，直接了當地指出了外來理論與本地經驗的落差：

這個非人政治性問題，對本地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一則，就本地脈絡來說，人與非人的辯論，或現代性辯論，從來不是本地社會知識脈絡的重點。本地社會確實引介了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甚至包括本書的非現代主義。但是，當有多大程度上這些理念成為學術現實，而多大程度又成為社會現實尚在未知之數時，斟酌人與非人的意義不大……當這些人/社會作為已經歷重重網絡中介而呈現多種異質狀態，卻只將人當成最初的源頭與最終的「根本」，「終極」的解決方案，即便真正能解決與追究了人/社會，並不見得能解決什麼。因為那些中介物仍然存在並發揮著作用。

林文源可以說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拉圖的論述與台灣在地脈絡之間的差距，他的意思並不是要去義和團式的排拒西論，而是提醒我們該怎麼樣在這個過程中，更清楚地掌握自己的狀況。拉圖與圭納沒有能力，恐怕也沒有強烈的意願理解台灣在地脈絡裡，在人與非人這個簡略的二分法之外，更為複雜的，恐怕也更為粗鄙的「中介」問題，譬如說，單以政治的中介為例，國民黨長期作為一個善於選舉、善於吸納「民國鄉愁」的中介機器，而民進黨作為一個吸收「獨立慾望」的中介機器，這些政治機器無限滾動在各種財團、資本與地方勢力之間，其政治性中介了幾乎每一個台灣個人，其力量恐怕也大過於分散的公民社會。不說別的，光是政治利益與政策導向下所形成的「排碳量」（六輕、中火等），就比億萬個個人要來得嚴重。當然你可以說，外國的理論與策展巨星不需要去理解這些，他只要提出一套普遍性的，就像天上的太陽一樣照耀世間的理論就好了，至於所謂的在地脈絡，就交給在地的人去處理就好了。

「歐洲負責生產理論，亞洲負責生產經驗？」這樣的字眼，確實如刺青一般刻在我們的背後，而這種刺痛感，在這一次的雙年展特別明顯。台北雙年展不必要純粹地宣揚「本土」，或者全部限定要找台灣的策展人，有太多其他的可能性了，印度底層與後殖民研究者馬哈拉吉曾經提出了以南半球作為連結的雙年展，只是這諸多可能的替代方案的一部分。我個人則更期待的是撞擊、不平衡與更多的失序的呈現，因為那很可能才是我們與西方之間的所謂「交界帶」。

至少在這次的台北雙年展，我不覺得從裡面可以明確感受到「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反而是感到我們困在同一顆星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