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悖論》中的兩種時間模式
王柏偉 | 發表時間:2021/01/01 10:37 | 最後修訂時間:2021/01/08 17:52
評論的展演: 2020台北藝術節:洪千涵X洪唯堯《祖母悖論》
2020台北藝術節的《祖母悖論》在中山堂光復廳演出,由洪千涵與洪唯堯姐弟共同創作,演出時間橫跨兩天。希望透過兩天的表演時間來處理「過去的未來/未來的過去」這組時間層面上的區分。或許我們可以簡單地這麼表述這個表演的問題意識:時間是否是可逆的?如果時間是可逆的,那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會是如何呢?
《祖母悖論》演出照片 攝影|李欣哲 圖片提供|洪千涵、洪唯堯
未來的過去(futures past)與集體無意識
《祖母悖論》第一天始於演後座談,在所有演員都逐一自我介紹結束之後,兩位導演問了觀眾有沒有問題。在沒有觀眾提問的狀況,導演進一步詢問了:「有從未來來的觀眾嗎?」
表演一開始就結束,那麼到底應該如何「重新開始」呢?不同於「未來尚未到來」、所以不知所以的觀眾,導演已經知道並希望邀請「從未來來的觀眾」,從而避開了與「時間」的直球對決,打開了繞道「觀眾」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透過物理學者對於相對論中「時間問題是『觀察』位置的問題」;諮商專家透過榮格對「集體無意識」的處理,將前一個「(個別位置的)觀察」在「集體」層面上「同步化(synchronization)」;最後透過催眠師將個體重新連結上集體,讓個體「意識到」自己深入並探勘集體無意識的「操作」。個別個體在集體上的「同步」,以及集體無意識的「可操作化」,讓「『觀察』的操作」取代了「『時間』的消耗」。時間悖論問題在此變成操作觀察的問題。推論走到這裡,透過催眠植入的「去到未來再回來」這個指令性的暗示才具有邏輯推論上[1]的說服力。所以在催眠之後,觀眾們開始輪流傳遞麥克風,描述自己看到的「未來」。
第一天的表演結束在這個「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2]策略裡,這種策略整合了當前劇場努力探索的「參與」這種行動的形式與「沈浸」這種體驗的形式。然而,在我參與的這場表演,催眠的指令大幅失效。多數被講出來的「未來」的內容,聽得出來是刻意對做,應該是觀眾識破了導演們的「戰略」,而且由於許多觀眾與表演者熟識,所以並未選擇善意地配合以利劇情順利進行,反而希望測試表演團隊的能耐而提出的難以達到的要求。
《祖母悖論》演出照片 攝影|李欣哲 圖片提供|洪千涵、洪唯堯
過去的未來(past in the future)與媒介性紀錄
《祖母悖論》的第二天,入場時用手機刷出的節目單已經把前一天觀眾「預期看到的過去」放到節目內容裡了,五個表演除了三個是由觀眾許願而來,還有兩個是原本就安排好的。在「薛丁格的貓」段落中,導演運用了與《祖母悖論》類似的時間旅行戰略[3],以邏輯推論的方式提到,如果不打開箱子就不知道箱中的貓是死是活(但是我們為什麼知道真的(還)有貓呢?),換句話說,「做了,卻又假設如果不做」這種語言推論邏輯讓活在語言中的貓既死又活地存在話語當中。為了支撐這種語言「能夠保留否定可能性並透過否定來加以修正」的特性[4],所以利用另外的兩個段落,播放前一天錄下的現場觀眾影像與聲音。透過讓觀眾面對前一天的自己,[5]觀眾們意識到「『當下』不同於『過去(前一天)』,過去已經過去」,以這種方式希望讓觀眾「回到(前一天的)過去」,讓過去與未來[6]同時在場。
在時間模態上,第二天與第一天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把這兩天的內容指涉到同一個事件,從時間角度來看,第一天與第二天的差異,是「未來的過去」與「過去的未來」的區分。[7]這兩個時間點上的「可能性(probability)總體」並不相同,所以我們才會意識到過去已經過去。然而,藉由影像與聲音紀錄,導演希望整合「過去/未來」這組區分中兩個不同的可能性總體,所以他們先行在第一天就超前地預設[8]第一天是「未來的過去」,並在第二天藉由實現被提出來的預言而抵達「過去的未來」。
在第一天,因為「未來尚未到來」,所以無法開啟「未來的過去」的可能性,導演只能仰賴理論與催眠來將這些提前被提取的可能性儲存在「語言」與「集體」的位置上,這也是觀眾具有「創造未來」的機會的原因。第二天之所以能夠讓觀眾從直覺的「過去/未來」這組差異移置到可以想像的「未來的過去/過去的未來」這組差異,仰賴的是影音工具將影像與聲音這兩類媒介「紀錄」下來並提供不斷迴返可能性的能力。[9]這個「差異移置」並未解消時間上「過去與未來」的差異,因為我們仍然具有過去與未來兩種時間感,而是在這兩種時間感之外還創造了「擴展了的當下」這種時間感。在「擴展了當下」裡,過去並未過去,未來可能已經到來。[10]
我認為,《祖母悖論》之所以直到最後都無法解決時空旅行的問題,導致這場表演失去觀眾體驗上的說服力,就在於導演們並未意識到前述「過去/未來」及「未來的過去/過去的未來」兩個區分的不同,並直覺地將「過去/未來」當成邏輯推論的唯一基礎,卻將「(沉浸式)體驗」建立在「擴展了的當下」這個由兩個區分所共構的時間感上。
[1] 我們在這裡把「邏輯推論」與「體驗」兩個層面區分開來。
[2] 我們在這裡使用了Robert Merton的概念。相關討論請見Robert Merton著,唐少杰/齊心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南京:譯林,2006。
[3] 王寶祥已經明確地注意到,方法論式的「戰略」導致觀眾有可能變成「敵軍」,相關討論請見王寶祥,〈參與梗玩完後,如何紮根?《祖母悖論》所凸顯的沉浸式劇場問題〉(文章截自: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wph/2020091503,截文時間:2020/12/25)。我認為,在觀眾「自身體驗」中才得以完成的沈浸劇場中,方法論式的戰略讓觀眾敵軍甚至可以溢出甚至破壞「腳本」的限制,導致設計的失效。換句話說,這已經不是方法論問題,而是認識論問題。
[4] Niklas Luhmann清楚地指出這種特性在溝通中的重要性,相關討論請見Niklas Luhmann著,張錦惠譯,《社會中的藝術》,台北:五南,2009,頁128-207。
[5] 不過聲音放出的當下,我與同行看戲的友人就已經發現我們所參與的這場所使用的聲音並非前一天所錄。事後得知,是前一場的第一天錄音。
[6] 正確地說,是「未來的過去/過去的未來」,而非「過去/未來」。明確區分這兩組差異對我們而言是理解《祖母悖論》的關鍵所在。
[7] 我們在這裡使用了Reinhardt Koselleck的概念,相關討論請見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8] 之所以是「預設」,就在於第二天(不管是表演、表演者還是觀眾)有可能因為不可抗力而取消或消失。
[9] 在這裡,我們發現「語言」作為一種紀錄工具已經失去了「呈現真實」的效力。所以第一天在「語言」中被儲存的可能性尚不被認為是「必然實現的可能性」,而是還必須依賴影音紀錄工具來「呈(實)現」前一天被儲存在語言中的可能性。這全然不同於以語言為主導性媒介的社會(尚未以印刷術、影像或數位工具為主導性媒介的社會)對於「預言」的信仰。
[10] 這就是為什麼Slavoj Zizek總是不斷提醒我們,我們早就在許多電影中提前實現並演練了多次的恐怖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