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重現的理想主義？《感傷旅行（kanshooryokoo）》

劇照提供｜人力飛行劇團　　攝影｜許斌

《感傷旅行（kanshooryokoo）》把牯嶺街小劇場一樓打橫以後，我感覺我在看的是一部顯影於16比9螢幕，意象橫溢的蒙太奇電影，而不像平常看戲的劇場；荒枯的候車亭、詩句般的文字投影、彼方彼時的熱帶影像，乃至於形象化的表演，在同一個平面上相互跳接，場面調度如影像剪接，非常流暢。這也說明了，意象劇場作為八零年代小劇場的美學脈流之一，不同於後來譬如引入多媒體的跨領域表現，是在起點上就非以劇場為絕對養分，更受電影與文學影響，內建的美學素養，甚至觸及創作者的內在影像。

黎煥雄導演作品的那些詩化語言，在重遇左翼陳映真之際，雖仍內向憂鬱，卻有了具體而縱深的依附，深沉的說話對象；那些失重的身體，則壓出了歷史時間的凹陷。因而，意象劇場本來的閃爍與曖昧，反倒軟性地打開了更寬的言說空間，黎煥雄作品本來慣習的自我調侃，倒轉成了歷史與認同的鏡像；南村、南方、南國的層疊和互換，與〈第一件差事〉及〈我的弟弟康雄〉的渠引和互文，遺忘的對面不是記得，而是敏感的流動，察覺遺忘本身。旅行既是找出存在的證明，也是不斷的移動，不被固著下來。

所以，陳映真不是這場演出的風景與情調，而是一切得以再啟動的思想與存在。在恍如廢棄車站的舞台上、在某個時刻既像後街巷角又像牢房，燈光罩住的一個方寸之地，場景和角色的切換不斷流動。表演上，崔台鎬一人接應，好的是切換得不著痕跡，可惜的是仍服膺於形象與意象的斷續。如果感傷旅行是一趟如劇中所說，無法重現那些XX（這是我的用法）的旅行，應然賦有充滿張力的內在經驗，仰賴表演者的輸入與輸出，不然「無法重現XX」的身體感就會被文字和話語收服。

劇照提供｜人力飛行劇團　　攝影｜許斌

在1996年那場「1986–1995台灣小劇場」的研討會，其中一場座談「小劇場的困境與出路」，眾劇場人中間一度談到小劇場與體制化的關係（整個九零年代，是劇場進入更大規模的體制化的過渡期），此時在場的圈外研究者陳光興回應；一方面，他將戰場拉到劇場之外，將癥結點放在「小劇場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另一方面，提醒方才發言的黎煥雄與鴻鴻不要抱持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發言，因為對後進來說，他們已經是前輩：「我不反對你們以個人身份進入主流空間，但不要把這個變成是小劇場路線上的爭執，因為如此一來，年輕一代在邊緣戰鬥的權利，或說力量，可能都會不見。」（見《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5台灣小劇場》，頁268）

該段發言的最後一句是：「假如丟掉理想主義，我就不知道小劇場還有什麼意義。」這如果是小劇場的拓樸，也會是小劇場已死的拓樸。在整個台灣劇場的當代，其實遍地佈滿理想的時刻，但這些星點般的時刻，卻因為過度受到主流社會與文化體制的拘制與內化，甚至思想的貧乏，難以實在地路徑化為一個星叢般的另類場域。而迴返陳映真有沒有可能（至少）是一條路徑的中繼？

算了，跑題太遠，不如回到最後一場〈跋 錯過南村〉，顯映的投影文字罷：「世界被監禁／一頭巨大的鯨／沉到海底／腐敗成肥沃的土壤」（依記憶所謄，未必一字不漏）──這是不是乍似悲觀虛無，實則抽取神話結構，借迴返世界構成的初始，在禁錮的現實時間，拓墾邊陲逃逸的精神地理，的，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