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葦的陳映真刺點－－《左伯桃》 與《紅鼻子》的對照記

我創作劇本從未抱持任何目的，只是在一時的感觸，在自我的驅迫下，一吐為快。」－－姚一葦〈原序：《姚一葦戲劇六種》再版自序〉，《姚一葦劇作六種》（1982）

話說在先，這是一篇非平劇的閱讀。此書寫起於一個非《左伯桃》的刺點。

開演前，曹復永導演上台介紹姚一葦先生的生平，接下來播放了兩部紀錄影片，第一部放的是探訪《紅鼻子》製作過程與創作源起的影片，姚一葦在鏡頭裡堅決地說，如果沒有陳映真入獄事件發生，就不會有這部劇本。該事件指的是「民主台灣聯盟案」，陳映真、吳耀忠、陳耀圻等人因自組左翼讀書會，以「預備顛覆政府」之罪名受到逮捕。同時，李行導演正在將姚一葦《碾玉觀音》拍成電影，亦不得不因此中止。隔年，1969年，《紅鼻子》完稿。

這一個不知有意無意的放映安排，以及當日觀看《左伯桃》時感到作品中有一種莫名深沉的重量，促使我回頭閱讀姚一葦劇作，才後知後覺《紅鼻子》和《左伯桃》有一個其他劇作沒有的共通點，即主角最後都選擇自我犧牲。按舞台指示，「紅鼻子」現身於一個「初秋的薄暮」時分，天降豪雨，交通阻滯，各路人等偶聚於「某避暑地的一家中等旅館」。他隨企圖用表演交換吃住的雜耍班子入內，而後他用善解人意、井井有條的表演、聆聽和回應，緩解，甚至啟發了不同組住客切正面臨的憂慮、恐懼或困厄。這位老愛戴著紅鼻子、來路不明，混入雜耍班子走江湖的男子，似乎成了人人稱讚的好人，直到第三幕，他的妻忽然出現，「逼近他，一把將他的面具抓下。」引起一陣譁然。

下一幕，他與妻（王珮珮）直面彼此，自承在離家的這些年，嘗試過很多工作，都很失敗。這些自我剖白，皆反映他為了追尋存在意義所以選擇離家出走的心路歷程，而帶上面具，給了他自由：

王珮珮：可是我看你表演時，你一點也不害怕。

紅鼻子：那是當我帶上面具的時候，當我帶上面具的時候我不害怕。我一點也不害怕。我覺得非常自由，我覺得我是自由了，自由地生活在一個我自己的世界。我覺得我可以冷靜地觀察別人，而不必害怕我自己。

帶上紅鼻子面具，讓他發現失敗的自己還能做的，就是帶給人們快樂，即便短暫。而且，「快樂就是犧牲。」他對妻說。「當一個人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他最快樂。」他對妻說。

一夜過去，原先受到紅鼻子正面影響的住客們，反而在天氣恢復和煦的早晨，紛紛面露猜忌、自大、世俗的原形。就在各路人馬將即各奔東西之際，一位雜耍班的小姑娘（舞娘丙）竟然往海邊游去，眾人紛紛亂亂，最後卻是不會游泳的紅鼻子「帶上了面具」，從陽臺一躍而下。過了一會，她游回來，他卻不知去向，眾人紛紛亂亂，此時收音機播放的新聞報告恢復通車的好消息，大家一哄而散。

從頭徹尾，紅鼻子的選擇裡沒有脫下面具回家一途，只有犧牲，為了給他人短暫的快樂。「脫下面具」或「回家」，在劇作中的寓意接近世俗化、理想主義的喪失。反過來說，犧牲作為死亡的一種，在紅鼻子身上溢散著一股絕對而純粹的力量，他尋索的存在，通過犧牲得以建構。

十一年後寫成的《左伯桃》，最後的犧牲則發生於左伯桃與羊角哀在向楚王自薦的路上，受困於「凍天飛雪」的山路，兩人糧盡援絕，衣不禦寒，年長於羊角哀，自認學養後於賢弟的左伯桃，見狀，決意自我犧牲，因為「兩人死何如一人死？」

在後世流傳的版本裡，左伯桃亡後猶有後續；為羊角哀順利求取功名後，暫辭楚王，回事發處葬大哥，大哥卻託夢告知其墳不堪鄰旁荊將軍墳之擾，屢屢欺凌他。羊角哀最終見陽間人無能陰間事，心懷忠義，遂隨左伯桃之後，自刎而死，捨命全交。這極富戲劇性的後半段，全為劇作家給刪了，徹底將故事終止於左伯桃的犧牲，如此截斷，也就等於將時間性封閉於「現世」（陰間不存在）；沒有夢，沒有玄幻怪奇的情節，左伯桃死後羊角哀命運如何亦變得不可知。相對於主要流傳的原典，結果是兩人皆亡，在這部1980年完成的劇作，結局則為一人死一人生，差別在於後者具有死與生拉扯的相互關係，而不必如原典般，盡皆消亡。從劇名反觀，將核心置於左伯桃的犧牲，顯然是有意的。

此外，姚一葦曾自述，此劇本唯一的杜撰為指示由數名孩子般的雪童群舞，表現大雪紛飛之場景。我卻覺事有蹊蹺，因明明是一精簡文本，何以非得強化暴雪場景？雪童抽象化大雪，大雪抽象化了什麼「真正的無可奈何之境」（姚一葦語）？他共感了那時代什麼複雜的「現實」？在戲之外，也許是過度詮釋，可至少巧合的是，左伯桃求仕路徑為自西羌往雍州，西羌人在歷史上屬外族，卻源遠流長，很早便與漢族共融；雍州則位於今陝西省，就近代中國的角度來說，無論共產黨的延安、中國國民黨的西安，甚至是為多朝古都的西安，皆位於陝西。以致，如果西羌被視為外族，是否也隱喻了身在台灣的姚一葦，自況邊緣的離散之心？乃至於，為何他習用「平劇」而非「京劇」？設若我們回溯二詞源流差異，寄寓的鄉愁亦有所不同。

到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紅鼻子與左伯桃的自我犧牲都是為了成就他人，或說，犧牲從來不是個人的，而是為了釋放更大的愛。在革命與運動的歷史中，犧牲則往往是啟蒙的開始，再生產新的群體動力。落實於劇作裡，我以為劇作家在《紅鼻子》與《左伯桃》部署的犧牲，主要屬於前者；無論現實多麼困厄，未來多麼迷茫，紅鼻子與左伯桃的「戲劇行動」卻十分純粹，他們承受著時代的複雜、前景的未知，通過自我犧牲交換更大的希望。劇作以外，這份純粹亦非全然無關於革命與運動，而是用文學與藝術之愛，擁抱革命者，擁抱運動——這便是「陳映真刺點」了。這裡的「陳映真」，毋寧是一個集體的象徵。

陳映真在回憶姚一葦的散文〈洶湧的孤獨〉（1997）寫道：

一九六九年，我在囹圄中讀到先生的劇本《紅鼻子》。有誰能比一個突然被捕、被拷訊、被投獄而失去同一切正常生活的自由聯繫的人，更能理解先生所寫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斷絕關係的世界呢？我逐字讀著劇本，彷彿感覺到先生竟穿過眾神袖手的獄牆，如同往時在先生家的客廳那樣，向我傳來諄諄然、藹藹然的安慰和鼓勵，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滿眶的熱淚。

陳映真也於文中提到，在六零年代，姚一葦便從他的小說讀懂了他。有一次，姚一葦首次向他坦露魯迅對自己具有深遠影響，並以此向陳映真發出理解之語，因為他在閱讀後已然明白，雖然陳映真是文學創作之材，但文學創作終究阻擋不了陳映真未來走上政治實踐、社會改革的道路。在那個談論魯迅仍為禁忌的年代，陳映真回顧那一次會面，寫下：「在仍然不能暢所欲言的對話中，我聽懂先生不曾明說的語言，而先生也了解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處的困境。」

返讀《紅鼻子》，在第一幕舞台指示即述：「幕起時，正是一個初秋的薄暮，外面下著大雨，遠望海景，一片迷濛。」初秋、薄暮、大雨、望海、迷濛等詞語乍似連貫、一致，卻也共時地靠近「民主台灣聯盟案」發生的季節，以及發生以後，在文藝圈瀰散的氛圍，甚至作者的精神地理。到了《左伯桃》，死亡的氣息更濃厚，尤其通過左伯桃的幻覺出現。那發生於第四場〈雪阻〉，漫天白雪，兩人尋無安身之所，左伯桃眼見前方有座房子，羊角哀定睛一望，卻是一座墳墓。他倆便躲進墳墓，暫避風雪。墳墓的幻見預告了死亡的終局，但如同前述「犧牲」的意涵，死亡帶來的不是絕望，而是讓人更加澄澈地洞見現實，洞見希望之所在。在此，死交換生，絕望交換希望，所以當台上的羊角哀為大哥之死哀嚎，我卻感覺到源源不絕的生之動力正自深處湧出。

當時因為政治敏感，《紅鼻子》必須易名為《快樂的人》。今天，在看似承平的時代，我們更要回應「人類的快樂從何而來」？又，姚一葦何嘗不是那位年長的左伯桃，用自己的銀行工作、創作、編輯及教育的多重身分，以已身為度，在無數個暗夜中掌燈，撐持後到的他人，互訴密語，陪伴眾人度過長夜漫漫的禁忌年代？

註：引號內粗體字者，出自劇本內容。

【觀看場次】

演出團體：台灣戲曲學校

演出場次：2022/2/27 14:30

演出地點：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