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乎表演嗎？—— 2022年度「台新藝術獎」觀察報告

與觀眾隔著一面落地窗，圍繞此與彼的，是一架一架的書刊、文獻，多樣的知識匯流為浩瀚的經驗與思想的宇宙，眾人見證表演者不疾不徐、一格一格地召喚裴豔玲和廖瓊枝的身段，以及投映地緣政治連帶的航照圖。這是鄭尹真在「平行劇場：軌跡與重影的廳院35」回應表演藝術檔案的演繹，《忘身志》。

與其說眼前的一切值得記述下來，更大的感覺來自於在每一分秒的「意會」；那些還不知道怎麼用文字「精確」捕捉，必然帶有某種私密性，當下流竄、向過去與未來遞延的審美經驗，也是評論的語言無法仿製的，表演的語言。忘，既為遺忘，亦指捨棄。我們在有意無意之間，究竟忘記了什麼？又捨去了什麼？

也許是在三、四年前，採訪一位很出色的表演者，結束時他說，很少人問他這些表演的問題。坦白說，我自知那都是外行問題，但也正因如此，聽他一說，我滿臉驚訝，相較於覺得意外，惋惜的感覺更強烈。從北到南，一整年有那麼多劇場講座，太多節目要宣傳，太少方法和反思在交換。而且，事實上這也是劇場公共領域的一部份。

在一片表演藝術狀似繁花盛開，與世界同步的的景象裡，團體和作品加速生產，能夠調度表演的導演卻沒有隨之增加多少。八零年代以降，以「身體」為中心的劇場表演文化胚形，先受到學院與產業主導的文本劇場影響所箝制，再因當代劇場乃至當代藝術的「跨性」發展而變成扁平與多元合一的工具化；演員要麼動輒服務輕薄、僵固的場面調度，要麼直接變成一道裝置，傳達語言、指令，或擺一個姿態，唯一不用做的就是表演。譬如說，我不覺得參與式劇場或講座式展演中的表演必然如此，但還真奇怪，在我有限的觀看經驗裡，幾乎都這樣。

若劇場本體是一個身體實踐的場域（即便是無人劇場也有身體），當表演者變成一個個承載記號的媒材，也就意味著我們與劇場越疏離。預先的記號化只是另一種文字，反向延遲官能性的生產，甚至是對劇場本身的擱置。更不要說，表演的是人，人不是記號。

2022年逢姚一葦先生百年，那就甘冒後現代風險，易改他在《重新開始》 後記的一段話作結：「假如真的回到『表演』的本位上來，我想應該不是記號創造了身體，而是身體創造了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