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父女日常生活記憶的斷裂─閱讀台北當代美術館 【繼時對比─張惠蘭個展】
黃海鳴 | 發表時間:2017/09/27 12:28 | 最後修訂時間:2017/09/27 16:31
評論的展演: 繼時對比─張惠蘭個展
圖版提供|台北當代館
一個家庭可能從哪一個年份之後開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這裡指的可能是家庭組成分子之間相互關係日漸疏遠的變化。家庭某位組成份子記憶的喪失可能是重要理由,離開承載家庭成員大半輩子記憶的家屋、鄰居關係可能是另一個重要理由, 接著還有許多不同的理由。
前言:
張惠蘭的父親在2004年因居住之眷村即將拆除而被迫搬離後,日復一日地將路上違規張貼的廣告帶回家摺疊,轉換成可收納垃圾的紙盒。這整個故事從這開始發展,因為父親記憶力已經退化,壓縮在收納垃圾的紙盒中的記憶,透過大量的對照中,才逐漸地展開。
一個眷村長大日後出國深造、回國後積極從事策展、藝術介入、藝術園區、 社區營造、都市發展研究,在某種程度具有更大社群的大家長身分、又經常國外旅行的,因而漂泊四海的女兒,與被迫遷離眷村並且有失智問題的老兵父親之間的距離有多遠?他們之間的牽連又有多深?她用這樣的一個極端又似乎不無可能的關係的例子,來鋪陳快速發展都市中每一個角落中所可上演的關係脫落與消失的殘酷戲碼。雖然故事開始自眷村,開始自遷離眷村的2004年,她也並不特別鎖定在眷村的議題,而更想突現更為嚴重以及更為普遍的無根的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間的嚴酷隔離。在這裡隔離和消失似乎是一對親密的同義字。
必要的創作者的介紹:
在討論具有多重角色的藝術家張惠蘭的作品之前必須簡單介紹她非常豐富但又完全相互交織的經歷,因為如此更容易理解她為何這樣想,這樣做。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就是這個展覽的兩個主角之一, 一個是被迫遷離眷村並且已經失智的老父親, 一個是她自己。
學歷方面:除了台灣東海大學造形藝術訓練之外,還具有法國圖魯斯米亥大學造形藝術系所畢業獲造形藝術學士以及碩士文憑, 以及法國斯米亥大學應用藝術所畢業獲應用藝術研究所第三階段(DESS)環境色彩專題:高等專業研究文憑。後面這個專業訓練是很重要的,例如「繼時對比」就是色彩學的專業術語, 指的是前面的色彩感覺(記憶)與之後的色彩感覺的對照。
創作方面:她的特殊性在於以不同屬性空間為媒介,應用多媒材及不同技法,曾於國內、外美術館、大學藝術中心、藝廊、另類空間及戶外等發表十餘次個展及重要聯展四十餘次。「應用多媒材及不同技法」固然重要,「以不同屬性空間為媒介」才更是她的真正獨特性。
策展方面:1999年起於橋仔頭糖廠及大學藝術中心策劃展演,並針對其他不同地點的場所精神、人文及環境特質為創作與策展題材,已策展過四十多項展演活動。在這裡需要做一些補充,大學時代她擔任過皮影戲團長,而她的哥哥也一直經營劇團,我認為這個部分非常關鍵。
特殊空間介入經營與文化調查:她長年致力藝術介入空間、藝術進入社區、閒置空間再利用、眷村文化調查與跨領域藝術等的議題。2013年回到家鄉桃園,2012-2016年致力於中壢馬祖新村文創基地的建立、藝術實驗進駐與桃園眷村空間的活化與營運。這個部分和前面的策展經驗其實是很難區分的,這裡面都牽涉了與特定空間、時間,以及與特定社群更為長久的共生關係。
特色社區美學色彩研究:近年除了進駐於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後,致力於基隆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社區美學計畫並出版八斗子流動的島嶼色彩專書,這說明了她對於不管是時間、空間、社群的大尺度的美感經驗的關切。
空間分配與不明顯又無所不在的母親:
展場並不大,包括了對稱、相隔但又相通的兩個展間,左邊是2004年之後遷離眷村又失智的老父親的生活記憶的壓縮變形狀態,由於多種因素她與外界的關係必然相當斷裂。這個展間的空間空曠明亮、色彩鮮豔甚至是帶有孩童簡單天真快樂的特色。右邊是2004年之後女兒也就是藝術家本人的多重的生活記憶經歷拼貼,那個房間黯淡、沉悶、沉重、複雜、不勝負荷。她母親的生活也被低調地放在這個房間之中。藝術家母親是閩南人,在嫁給外省軍人之前就有完全台灣式的生活方式,在眷村之中應該過著一種混合式的生活,在遷離眷村融入城市之後,很快就能重新融入當代台灣式的相當豐富活潑的日常社交生活。三個人關係密切但生活方式差異極大,為了強化父女之間的對照,只能用低調又無所不在的方式呈現。
父親2004年之後的日常生活記憶的展間:
空間相當的簡單明亮, 約二分之一的地板上排滿了成千上萬用建築販售廣告所摺成通常在餐桌上用來收納骨頭魚刺的四方形小垃圾袋,它是一個涵義豐富且會因排列組合而改變含意的物件。每一個打開的四方形小垃圾袋裡面又分別緊緊的塞了約十五、六個未打開的小垃圾袋。當垃圾袋用這種方式組合的時候,變得有點像是行李或綁成一綑一綑的衣服, 以及依據脈絡而又有改變。
圖版提供|台北當代館
但是當這些帶有餐桌聯想,以及帶有行李聯想的物件,依照建築的方式排列的時候,意思是說,這些排列整齊一堆一堆物件之間,呈現出不太規則的巷道空間的意像的時候, 讓人越來越懷疑那根本就是它們家曾經住過的老社區或根本就是曾經住過的整個眷村的模型,那些物件現在已經變成充滿了違章加蓋的眷村老房子。
這裡面奇特的是這些充滿各種意涵的物件,顏色五彩繽紛總是散發孩童快樂無憂無慮的氛圍。看起來應該就是一個眷村的俯視圖,但是這個眷村過度歡樂又完全與外界隔離,分明是一個想像的世界。只有展場正面白色牆壁上兩幅相片暴露了外面真實的世界。這兩幅相片像兩扇窗戶,透過其中一扇窗戶看見遙遠一方一棟灰灰的嚴肅的高樓,近端有鐵絲網以及一些雜草,近端看不見的部份是已經成為廢墟的眷村嗎?透過另一扇窗戶就看到了已經廢棄的紅磚屋,屋前空地還種了一棵芋頭以及一些蔬菜。那一棵芋頭有點意思,我們通常稱外省老兵為老芋頭。
這兩扇窗戶揭露了當地的實際狀況,以及反過來說明了顏色五彩繽紛充滿孩童快樂無憂無慮的氛圍的眷村只是一個扭曲的記憶。但是這樣詮釋似乎有問題,第一因為這未必就是父親的記憶,這可以是一種藝術的手段。另外因為這空間遠方的牆角上,那些多義的物件被更為寫實地排列成三樓、四樓、五樓的狀況,這顯然又和眷村實際狀況完全不同,這裡指的是眷村的外圍的新建高樓?另外,在左邊牆角,那些小垃圾袋的方塊,組合成磚塊,用來表現已經部分倒塌的紅磚圍牆,這正正好和窗戶外面的破舊紅磚牆廢墟產生密切的對應。
實際上,父親2004年之後的日常生活記憶的展間中似乎過度天真快樂簡單的呈現,需要透過女兒2004年之後的日常生活記憶的展間的其他物件的線索讓們逐一的明朗。這一方面也是事實,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這是這個展覽中極為細膩的操作。
女兒2004之後的日常生活的展示空間:
大空間的描述
屋頂上掛滿了建築圖,給人的感覺是簡陋的高樓建築工地一樓,一個真實的情境,完全沒孩童天真地的想像的感覺。成千上萬規格一致上面印著建築圖的文件,用縫衣機將它們縫在一起,看起來也有點像舊床單、舊衣服、或還沒有做完的衣服。這些看不清楚內容的建築圖像是一個巨大的水泥塊掛滿大半個屋頂,就頂在觀眾頭上,形成一種奇怪的重量。那些建築圖上貼了一些不同顏色的膠帶、 色票,那是該建築的色彩計畫?我們知道藝術家有建築的專業,特別是在建築聚落的色彩計畫方面。假如滿屋子屋頂上掛的都是新建建築的色彩計畫書,那麼這和隔壁間的那些物件上色彩又是怎樣的關係?隔壁的那塊地將來是不是要蓋整批的高樓?我能夠這麼早就問這個問題嗎?暫時停在這裡。
圖版提供|台北當代館
回到多義的用建築廣告摺成的餐桌小垃圾袋
就在整塊很有壓力的建築圖下方的一片大螢幕裡播放的正是父親正在用撿來的建築廣告小心地先除掉背面的雙面膠,然後再摺成小垃圾袋的過程,簡陋的工作桌上還看得到全家福的老照片。這是父親經常的工作,卻不是父親的記憶。就在螢幕的前方,鋪了一張羊毛質地編了邊疆民俗圖案的地毯,它通常就放在客廳中央,那裡是不是父親摺小垃圾袋的地方?上面還可以看到一些不容易清除乾淨的絞在一起的毛髮棉絮毛絮。這是不是可以和父親展間的小垃圾袋更為複雜的組合產生連結?
在稍遠的一個牆角地上,以一種簡陋的方式擺設了一張古老的架子床,立體床架已經消失,只剩下正前方沒有什麼裝飾的床頂板,床板也已經散開,上面似乎太壅擠的擺了七、八個軟墊,軟墊上還裝飾了從垃圾袋發展的圖案。這當然可以和父親展間中小垃圾袋的更為複雜的組合物產生連結。於是那些像行李箱的物間可以成為溫暖的床、幸福的家屋。
在房間不同角落放著幾只非常堅固的硬殼老舊旅行箱,這些上過粉紅漆、布滿刮傷的老旅行箱,上面沒有任何的旅行地點以及航空公司標誌,那顯然不是觀光旅行用而是遷徙漂泊時使用的家具。這些是不是可以和父親展間中小垃圾袋的更為複雜的組合物產生連結?
每個線索又招喚更多的記憶
牆壁上有兩幅畫,一幅是古老的商船,那是當初通行台灣中國,還是通行台灣日本的船隻?另一幅竟然是零式戰機,這表示這些國軍眷村宿舍,在日本戰敗潛返回國之前,曾經住過日本人或日本軍人。這些一定是父親一前的記憶,但現在只能是女兒的片段的記憶。
回到父親日常生活記憶展間可疑的大區域鳥瞰模型,以及女兒展間掛滿半個屋頂的建築設計圖或是色彩計劃圖,這裡又有一些相關的線索。一幅不大的彩色相片中呈現的是遠方一整排新建的高樓房,以及前面一大片剛被推平過的紅色土地,之前這裡是農田?是草地荒地? 還是一般的違章建築?還是被整個被拆除推平過只剩下土地的眷村? 還有許多細節,不能在這一一的展開。
小結:
還有許多細節,不能在這一一的展開,現在必須做一個結束。相對於父親2004年之後的日常生活記憶的展間,2004之後女兒的日常生活記憶展間中交織的項目就顯得非常的複雜、過度的複雜。眷村日據時代的歷史、都市的過去歷史以及新的發展發展、自己直接參與的都市發展的工作,眷村老社區的記憶、家族的記憶、個人不太願意去深究的記憶。父親每天不斷反覆也不太有意識卻壓縮融合甚至扭曲的記憶,在她的巧妙的對照安排,以及我們來來回回的往復的閱讀,模糊的記憶逐漸地現形。這原本有一大部分也同樣是父親的記憶,現在似乎成為她個人的資產,但也同是她個人難以承受的負擔。
每次對照,不同的內涵都會不斷地被浮現出來。張惠蘭並不想直接說什麼,實際上也不可能, 她也不想哭天搶地的控訴什麼,許多人都做過。太過簡單的控訴,反而會將複雜的現實扁平化,特別是這些不光是眷村的問題。
透過一對父女在這個巨大時代齒輪下所形成的一個無奈但也真實的對比,非常精準殘酷地點出了不得不的城市發展中,即是最親密的兩代之間無法挽回的可怕消失與可怕斷裂。其實這是每一個家庭都在默默地上演的戲碼。作品的張力與意義似乎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