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觀看者的尊嚴—「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

      
圖版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初看到攝影展的海報，畫面中的黑白影像給我一種遙遠的熟悉感，但一時也說不出曾經在哪裡看過。對攝影家「王信」這個名字也明明陌生，但是為什麼就有一種無法形容的記憶連結，我知道我必然曾與這個攝影家擦身而過。

        等到來到會場，我便明瞭了。民國六十年代末，我還是個懵懂的國中生，台灣才正要進入了對鄉土生態保存自覺的萌芽期。報導文學成為新興的顯學，生態保育首次成為日常的字彙，而當時的報紙更不時地刊登出系列的攝影作品，原來王信的作品在那時候便已在我腦中留下印象。但是，這個名字，卻又如此容易被遺忘，遠比不上阮義忠、張照堂、杜可風、謝春德……這些後來與影視媒介合作的名字那麼具代表性。王信，甚至連這個名字都是中性的，說明了她對相機快門的深情無悔，永遠隱身在鏡頭之後。

       北美館此番如此盛大與詳盡地呈現了這位攝影家的一生，確實讓人感到意義深遠。

       王信於1971年畢業於東京農業大學畜產學科之後，1973進入東京寫真專門學校商業攝影科。因敬仰報導攝影權威尤金·史密斯，畢業後決心投身報導攝影。並在1974年首先將日本攝影評論家伊奈信男對報導攝影所下的定義引入華語圈，強調報導攝影必須具有客觀的記錄性和主觀的指導性，更重要的是，攝影作品必須引起政府注意，實現改革社會的目的。身為台灣第一位系列性的女性報導攝影工作者，她的作品帶有濃厚的鄉土關懷，為我們保存了半世紀以來，台灣不同族群、不同區域在都市化與天然災害過程中，滄海桑田的寶貴見證。

     「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蒐羅自1970年起，藝術家過去曾發表於報章雜誌和展覽的作品之外，還有許多未曾發表過的遺珠。從讓王信聲名大噪、曾於日本和台灣巡迴展出的「訪霧社」（1974）、「蘭嶼．再見」（1974-75）、到側寫臺灣當代藝文界作家世代的風雅典範的「肖像論」（1975 – 1982）之外，另外還有首次曝光的學生時期作品、初次發表關於消逝原住民文化的《霧台、好茶、三地門、大社》（1975），以及多為首次展出的《澎湖風土記》（1979，1989）系列作品，並收錄2003年始拍攝的即興數位攝影作品以及藝術家隨筆。這次的展出，無論是規模之龐大與內容之豐富，都是國內攝影家個展中所少見。

       王信一生僅舉辦過六次個展，她表示：「我一向不願把攝影只當做個人表現的東西，我並不自詡為藝術家，對我而言，攝影的功用和價值是在它的記錄和報導性上，點滴記錄臺灣社會的變遷，至於是不是個人的藝術並不重要。」

       但，果真是如此麼？

       蘇珊桑塔克在她的《旁觀他人的痛苦》書中，延續了她《論攝影》中的論點，指出被拍攝者與拍攝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被拍攝的對象強迫「被注視」（gazed at），在快門之下，隱喻的意涵上，他們卻是看不見的，無法觀看的，這成為了許多所謂的新聞與報導攝影的一個盲點，因此往往更深化了被拍攝對象的「他者」位置而不自知。

       但是王信的攝影，在我看來，卻成功地逆轉了歐美報導攝影中，觀看與被觀看者的位置。王信的「報導」與「寫實」並不建立在某個戲劇性的「刺點」上。光從構圖的開放性，你就可以認知到，與其說藝術家企圖在捕捉什麼，還不如說她正在感受著什麼。光線。空氣。移動。停頓。周而復始地在每一張畫面中，生活的氣息並不因為快門按下的剎那而凍止凝結，反而在半世紀後的此刻仍脈動著。她尤其擅長拍攝孩童與女人。那些面孔不閃躲，不羞怯，不因有相機的存在而不自在，你幾乎可以看得出來，攝影家已與他們打成一片。影中人物以日常的自信繼續他們的生活，所有土地的故事都與土地上的人息息相關，這是王信對土地最深情的一種詮釋。

       是他們在看，在注視著我們，反問我們：你們所謂的文明與現代化，讓你們滿足了嗎？幸福了嗎？讓被拍攝者不再只是弱勢的他者，因為他們看到的比我們更多，而看不見的人，是我們。

       王信透過相機，給予那些生活在部族、在偏鄉、在離島的百姓，一種可敬又可親的尊嚴。這是一種發自於內的修持，應該說，超越了個人藝術，而非與個人藝術無關。的確，她的作呈現的是另一種（多種的）目線，正隔著時空再一次地交流。

王信《蘭嶼．再見》1975  圖版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