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物相對主義：陳瀅如、洪子健雙人展〈上則星辰，內則德律〉

立方計劃空間不大，這個展覽卻不小，要將動態與靜態影像及展示圖文資料一一看完是需要耗費不少時間的。即使如此，我越來越被這種要求觀眾在展場中不僅得付出專注的觀看，還包括大量閱讀以展開連結的展覽方式所驅使、甚至著迷（相較於我的一些同行友人，對於這類目前普遍風行於國內外的雙年展與文件展的作品展覽方式帶著懷疑目光、退卻心態）。從入口到展廳，陳瀅如與洪子健差不多將每一個可施展作品概念的地方都用盡了（包括樓梯旁被他們題為「藍儂牆」甚至貼上了便條紙、海報與文字），使雙人展所展露出來的規模與密度一點都不亞於他們曾發表在「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2012台北雙年展」上的《共登世界大同之境》（2012）、《透納檔案》（2011）及《歷史與怪獸博物館》（2012，洪子健與法蘭克策展）。就某種程度來說，這幾件作品，當然還得將陳瀅如今年四月在伊通公園的《超距作用》[1]（及他們曾於2009年游牧影展的導演焦點單元中放映的相關實驗影片）算入，呈顯出他們對於長期關注論題所展開的一致性且富變奏的思考，意即：持續地在融合各自的創製風格與認識論之際，對於藏匿在時間暗影與狹縫的歷史暴力及其系統，進行辯證、解構與轉化。

這一次，〈上則星辰，內則德律〉這個引用自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1788）的名言（德國藝術家基佛（A. Kiefer）即曾在1969年以相同題名創作了與反思納粹圖像有關的系列攝影），以藥物為題，將之作為思辨相關現當代文化史、宗教史乃及物質史等面向的觸媒。當然，藥物是陳瀅如與洪子健開啟問題的關鍵所在，而非中性之物，相反地，它乃是映現歷史、文化與意識型態等面向的複雜產物，更是差異化東西方世界之間在公衛、教育、科學、律法、倫理、治理乃及宇宙觀等方面的核心物質。然而如何闡釋藥物、剝離內中蹺蹊、並將之轉化至當代藝術中以揉塑形態成為可被影像化、檔案化及尤其論題化的創製，攸關藝術家的創造力、想像及其技藝。陳瀅如與洪子健的處理手法不一，觸及的問題亦顯不同，致使藥物命題展現歧異態勢。具體來說，一分為二的展廳，一邊是洪子健的《鴉片戰爭三論》，他利用兩面銀幕對視的影片投映形態，並在兩旁展示各種印製的歷史圖文資料；另一邊，則是陳瀅如結合演講與訪問影片段落、書籍篇章與圖像等多媒體及集合物件裝置的《致幻記》。除了這兩大作品組成元素之外，就是好幾個或由個人或合作的裝置作品環伺於展牆，從《藍儂牆》、《巴拉灣》、《我不能呼吸》、《毒梟祠》到《耶穌‧馬維德：墨西哥毒販的守護神》皆是對藥物，抑或，更準確來說對於《致幻記》的深化與擴展。

先從洪子健的《鴉片戰爭三論》談起。兩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1856-1860年）分別標誌著林則徐於虎門銷煙、清廷敗於英國並簽訂《南京條約》，以及清廷因拒絕續簽《南京條約》而促使英法聯軍發動戰爭的歷史事件。奠基於此場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的首次大規模戰爭，藝術家藉由兩面分別代表中國與英國觀點的銀幕，對峙著彼此立場的南轅北轍：戰敗者，因遭受羞辱氣憤而義憤填膺；戰勝者，因欲打開通商大門而為所欲為。前者是攝於東莞虎門的鴉片戰爭博物館的黑白畫面、搭配中文簡體字與英文翻譯字幕；而後者則透過游動於現今廣州市沿岸的繁華景色、並搭配著英文字卡與中文繁體字幕。兩廂並置，顯而易見的觀察結果：前者是黑白的靜態景框，從歷史雕像、古蹟到地景傳達著某種抑鬱不已的積怨，尤其是不齒於帝國主義者以毒品誘惑奸細和走私者之情事。至於後者，音畫之間的關係──藉由當前廣州市的繁盛與英國對於中國頑逆性情而不受教甚至說脫口而出「在鴉片戰爭後百年間，中國從中成長並得利」的言論──尤顯張力。顯然，如果將這個帶有殖民主義觀點的銀幕架置於站立在河岸中往城市四周巡弋的視域來思索的話，不能僅將《鴉片戰爭三論》的敘說局限於歷史回望，而該將之視為是藝術家對於潛行外來者從未停止運算政治計謀的想像──某種暴力歷史圖景的未來進行式正在成形中…。如此一來，洪子健作品中指陳的「三論」，在我看來，未必是以不同於動態影像的視覺範式指向著圍繞雙頻道銀幕兩旁的展示物件（包括從擺置在展廳中央位置的中英軍隊模型、牆上佈滿著西方繪圖者的亞洲與中國地圖、西方藝術家繪製與拍攝的戰爭圖像、戰敗條約，乃及中國人所作的英國水手與交戰素描），它既是雙頻銀幕的辯證結果，也是指向動態影像與靜態影像之間的潛在關聯。

相較於洪子健的《鴉片戰爭三論》取材於戰爭史實，陳瀅如的《致幻記》對準的是另一種戰爭形態。確切來說，這是一場從藥物而展開的意識之戰：一方面這涉及了那些被國家與體制透過律法等措施所規範並予以排除的藥物（更甚者被視為「毒物」），從非法藥物到合法藥品、從藥廠製藥到公民用藥等，無一不是陳瀅如實踐其懷疑主義和政治批判的方式；而另一方面，開展藥物能將人之意識引向另種狀態與世界觀的論題，則成為藝術家形構另類文化或知識系統的關鍵立場。更具體來說，《致幻記》的藝術實踐及其政治批判不僅是為了對謬誤的知識系統進行考掘，更是意欲對於理性這個普遍具有權力壓迫與規範化的系統性質進行拆解。在展場中，這表裡相合的命題，有些訴諸著名公認事件（諸如赫胥黎借助麥司卡林而寫出的小說《眾妙之門》（1954）等），有些則來自出乎意外的視聽檔案（例如遭到TED大會刪除的一場由作家漢卡克（G. Hancock）講述使用幻視草的經驗、並嚴厲批判西方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作祟的演講）。陳瀅如將遭致移除的這份音像檔案部署於展覽中，極佳地彰顯出體制權力無所不在排除異己的現象，像TED大會此種宣揚「散播值得分享的好點子」（Ideas Worth Spreading）精神的機構，說穿了，也不過僅是一種鼓吹受接受、承認及合法化理念的體制，他們竟然對漢卡克精彩地真情告白幻視草可逆轉當前人類文明的發展危機視而不見！另一段展示檔案是陳瀅如與洪子健走訪亞馬遜、記錄薩滿羅修文（Don Roberto）的訪談影片，他述說食用致幻劑的植物產生意識轉換、與宇宙之母相遇的歷程尤其引人入勝。就展覽敘事邏輯而言，這個發展既合乎《致幻記》將人體內在世界及意識視為可銜接星辰宇宙的論題（我是如此來解釋引述自康德名言的展覽名稱的），和陳瀅如一直以來對於占星學與神祕學的關注亦相得益彰。

從民族主義到殖民主義、從理性主義到致幻主義，〈上則星辰，內則德律〉提供了被禁用或被排除的藥物的某種全景縮圖。洪子健的《鴉片戰爭三論》，在中國從罌粟提煉而來的鴉片從最早是作為止痛安神的藥、因吸食鴉片使人上癮危害健康而被清廷列為禁品，到成為侵略者侵門踏戶的先鋒部隊，是暴力史的催化劑，中英觀點對質的想像調度或可被譬喻為全球化的續曲。而陳瀅如的《致幻記》則不同，它顯然較屬一個奠基於相對主義，以行使另種政治批判的藝術實踐：另種草藥、藥物甚至毒品或可成為救世的解藥，藝術家提醒了我們世界是被理性及其意識型態所製造出來的要命產物──我們活在裡頭，等待著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