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攝影機的即興室內舞：論陳以軒的《委託製作》

幾年前看過陳以軒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我出國了，然後我回來了》（2015），印象中他的攝影創作有股漫不經心的孤寂與失落感，就像當時他故意張掛照片的方式，如同一位路上的過客，似乎想要跟路過的人說說話，聊聊心事，卻又不想故作姿態而因此顯得百無聊賴的樣子。

去年在鳳甲美術館的「2018臺灣國際錄像藝術展：離線瀏覽」中，陳以軒一件題為《Looking-at-Camera》（2018）的單頻道錄像藝術作品，他以「Looking-at-Camera」為關鍵字在網路上的影像素材庫中，購買了許多使用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等數位器材的白人模特兒直視鏡頭的廣告畫面。這些不斷重覆出現的唯美沙龍影像，雖夢幻地超乎尋常，卻顯十足蒼白，可謂將直視攝影機本來所具有的激進意義給掏空殆盡。藝術家意在呈顯此種當代景觀社會影像的荒謬，及它的無所不在，無時不在。

《委託製作》是陳以軒的全新創作，既非攝影，也非單頻道錄像藝術，顛覆了我對他過去作品基調的初步認識。新作不僅是一件八頻道的錄像藝術作品，板塊狀的白色銀幕以左右各一，及前後三塊併排的半橢圓狀分佈於鳳甲美術館展廳裡，凸顯浸潤式的影像佈局；更重要的，不同於前述攝影舊作的孤獨感與單頻道錄像藝術作品的荒誕，《委託製作》搭配著好幾首西洋古典樂曲與流行歌曲的動態影像洋溢著輕柔、舒緩且錯落有致的節律，並以明快俐落的剪輯，包圍著觀眾，試圖讓他與此起彼落的投影銀幕一起呼吸、移動，甚至休憩。

確切地講，這與新作所散發出來的生機盎然有關——意即，與作品將藝術家的藝術實踐及其生存狀態的題旨關係密切。八個銀幕零零星星、前前後後地浮現起了幾位全身穿著黑色衣褲，手上拎著照相機的藝術家，有男有女（他們可說都是目前崛起於藝術界的年輕一代創作者，我僅認得其中幾位。在《委託製作》的片尾中所顯示的二十幾個名字，證實了他們當屬正值創作起飛的攝影師、錄像藝術創作者及電影工作者等）。這群年輕藝術家聽著陳以軒下達的口令，他們從幾位到幾十位，持著攝影機，跟隨著口令，身體在鳳甲美術館的空展廳內即時地朝著上下、高低、左右，前後擺動著、移動著，展開了一場分為四幕劇的集體即興表演。

顧名思義，《委託製作》的旨趣，具有好幾個層次。首先，陳以軒向上述幾十位創作者發出通告，「聘僱」他們，並請他們帶著攝影機來到美術館，在數天的拍攝期間擔綱新作中依照指令做出反應的演員，成為作品的重要構成元素。連同陳以軒在內，這幾十位「被雇者」平常亦多靠接案維生。而從事各類影像拍攝的接案工作，是讓他們可以繼續創作的重要一環。有些時候，還懷有理想的創作者甚至認為接案內容可以轉化為藝術實踐，成為一己的作品。當然，某些創作者對此未置可否，甚至斷然否決。所以，對陳以軒以及響應他通告的這一群藝術家來講，接案與創作之間的關係，有時既是無法共存，有時則可一魚兩吃：接案與創作，接案與不創作，不接案與創作，並非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個待解困境。 

再者，藉此接案與創作之間的巧妙提問，陳以軒發揮了他早已在《Looking-at-Camera》中所練就的一種後設迴圈的表徵。《委託製作》的題名，遂顯得耐人尋味：究竟是誰委託了誰？又製作了什麼？這一切屬於接案嗎還是更接近創作？當接獲通告的藝術家們隨著陳以軒的指令、邊手持攝影機邊舞動著肢體時，接案者與發案者，抑或，創作者與演出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清楚地被區隔開來？而發號施令的陳以軒，也許不過就是其中的一個角色？倘若將美術館主動邀請藝術家創作新作與本策展人（葉佳蓉）等因素考慮在內的話，問題會更顯複雜些。從美術館、策展人、陳以軒到藝術家群體，誰才是真正的委託者與被委託者？值得凸顯的，他們之間的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實際上未必只能以酬勞、預算或主雇等表象的物質層面及專業歸屬來加以認定，而可以涉及彼此之間的信任、交情、乃至責任等更屬抽象的向度。

另外，更進一步地說，《委託製作》後設迴圈的難分難解，還在於製作團隊與集體演出者（包括陳以軒自己），大剌剌地展示了不單是身為創作者們自身的照相機、安插委託者與被委託者的訪問段落，還有在現場圍繞他們身邊的燈具、攝影機、收音設備及拍攝中的工作團隊等。老實說，此種堪稱現代性的密藏套層（mise en abîme）表徵，時至今日已非什麼了不起的新鮮事。教人眼睛一亮的，與其說是作品題名及拍攝進程全面的曝露，不妨說是奠基於四幕劇形制的敘事邏輯在此種公然呈現拍攝進程的形態上，從容不迫地表現出關於接案與創作，乃至委託者與接案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因此，四幕劇裡最值得關注的，緊繫在集體藝術家某種介於舞蹈與有氧運動的即興肢體表現，及其如何展開相關辯證所體現出的形象意義。具體而言，按照陳以軒自己的說法，這種來自於他接案拍攝舞團與舞蹈教室的經驗，不單讓他連結至舞蹈與動態影像之間的淵遠關係，更關鍵的，還分別藉此構思出每一幕的具象行動：第一幕的排練事關接案與業主之間的關係；第二幕中藝術家人數愈顯減少的群舞聚焦於攝影拍攝；第三幕的獨舞涉及藝術創作；至於第四幕從絮亂趨向同一的群舞則回到接案的論題。在展覽宣傳的紙頁上，陳以軒至少用了十八種說法來命名不同的即興肢體表演，計有：「攝助合體技」、「田野調查」、「暖身」、「鏡頭按摩」、「基本功」、「攝助合體技二 盲眼蜈蚣」、「自由互拍」、「銜尾蛇」、「小畫家」、「駭客任務」、「太極引導」、「大隊接力 聖嬰」、「槍戰對決」、「母雞抓小雞」、「左手只是輔助」、「大隊接力二 山芋」、「互相傷害」，及「喪屍卡位」。每一個名字代表的是舞譜的構成，也是對於論題的形象探索。

八個銀幕上，除了幾個形塑攝影師基本拍攝形象與專業動作的舞譜，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幾個段落，譬如從後方一位持攝影機的藝術家跟著並將手上的鏡頭對準著前方藝術家的後腦勺（「母雞抓小雞」）、後頭一位藝術家用雙手遮住前頭藝術家的雙眼只讓他持攝影機前進（「攝助合體技二 盲眼蜈蚣」）、一位持著攝影機的藝術家在地板上匍匐前進而在其他藝術家則圍著他並推著他往前（「攝助合體技」），到藝術家們相繼地接著攝影機不讓它落地的畫面（「大隊接力 聖嬰」），搭配著多首樂曲與作品問題意識，展開關於個人與集體、獨力與協力，及眼與心之間的對話。顯然，超越《委託製作》的主雇關係，陳以軒感興趣的，也是這部作品呼之欲出的潛臺詞：更多是關於他們這一代年輕藝術家如何在創作與接案、發想與生存之際，能夠集體地聯合起來，扶持、相挺，於總是無法臻於理想卻逐步崩壞的大環境中，試圖強力突圍並前進。

這即是為何這一場集體的即興表演是無法預演與彩排的，它彷如生命與創作，永遠發展且變化著；至於發號施令的人與即將做出反應的人，則處於隨時準備變換彼此的身分，甚至一人分飾多角的動態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