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紙上儀典和祭祀 - 「紙建築」展

廖烜榛及黃奕捷在2014年的學運期間，為了克服通訊阻塞的問題，和許多同儕想出了共同製作街道模型提供戰略規劃的想法，邀集了三十多人以紙箱材料做出青島東路的一段街道的模型。這種美學渴望多於戰略效率的行動下，形成這組四十件精確度不一的街道建築模型《無題(太陽雨)》。兩位創作者是學運青年，公投後感受到學運凝聚的信念和價值，其實只存在於同溫層之內，並非根本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決策模式和價值框架。2019年學運五周年，當媒體試圖做些新聞，議題卻未掀起熱議。兩位藝術家經歷歷史矛盾，加上模型缺乏儲存空間、紙材損耗的原因，以及公投之後的失落感，藝術家在4月10回這天，邀請到部分共製者回到2014年的現場重演(re-play)，替這四十組建築模型做了類似儀式的紀錄，隨即將模型送進垃圾車，成為這段熱血青春有點孤獨的告別。「學運退場五周年文物展覽之藝文活動」現場。資料來源：黃奕捷

在學運現場上四十件建築模型製作過程中，有一組作者為了表達青島路既是台灣民主的核心地段，便以希臘帕德嫩神廟的概念做了一個建築模型，而成為這次「紙建築」展的延伸。這次展覽僅有兩件作品加上藝術家對打開當代空間的介入，將空間粉飾為白盒子的白壁紙撕開，留下發霉斑駁的底紙做為展場一面牆的主要背景。「紙建築」比較像預告展，或是概念發想階段，就像是民主要從源頭生出來的象徵，廖烜榛及黃奕捷也將把這個像為成員們做的「紙上民主藍圖」、「學運紀念立碑」的作品繼續擴充下去。而在紙建築的攝影的另一片牆，則是最後回眸和打包，發霉的牆很像在暗示加速老化的民主，或是早衰而凋零的學運。「紙建築」展場。資料來源：黃奕捷

「紙建築」有多重隱喻，「紙上XX」常常代表不一定能實踐的構想甚至空想，「藍圖」指出理想、未來、規劃，而同時在這個展裡諷刺了學運。可能是在藝術家在就學階段對於躬逢此事件的振奮，也可能是對於投身民主世代的創造的浪漫情懷，然而2019年的公投，的確也讓各世代懷疑一度懷抱的平等自由信念並非普遍被接納。雅典神殿做為民主象徵太過樂觀，每個地區、族群、世代都必須發展自己的民主制度並努力捍衛平等自由等價值。藝術家請建築師依照變形的紙模型，專業費心建構歪掉的神殿藍圖，一方面是對於學運後續是否有真正影響的再提問，另一方面是以實際經驗向遙遠的民主圖騰對話。這件作品很容易讓人想到2017年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4）的主軸「像雅典學習」，同樣也是一刀兩刃的擬喻。當文件展籌辦到展出的時期，希臘瀕臨破產邊緣，和歐盟的交涉造成不如脫歐，以發行自己貨幣調節跟歐元的起落，來解救金融的議論。相反的也有歐盟成員國認為「一個都不能少」，否則民主價值會被稀釋的論述。文件展中質疑了雅典剩下「歐洲文民搖籃」和「民主起源」的象徵圖騰了嗎？三一八、太陽花剩下符號而沒有實質影響嗎？由於質疑很大，太陽花被藝術家改成「太陽雨」，回應這個疑惑。「紙建築」展場。資料來源：黃奕捷

兩位藝術家將已耗毀的模型帶回青島東路原地重組和展示，拍攝後留存作品最後影像，在把這些模型送上垃圾車。因此拍照行為像是拍遺照，放在路邊桌台上的模型乍看之下很像放滿燒金紙的商家拜拜擺桌。藝術家玩弄了視覺上的相似性，讓這個行動像是一場私人的學運祭祀。有趣的是，為了這個儀式，廖烜榛及黃奕捷還必須跟轄區警局申請集會遊行。也許藝術家們希望以申請集會遊行的規則和氣勢，集結這些模型的作者和學運的戰友，但學運五周年後的畢竟已經降溫，到場的參與者並不多，幾乎沒甚麼集會遊行的規模。藝術家提出申請時，因為警方無從理解、怕引起行政核心區的交通混亂、怕集會遊行製造問題…而遭拒絕。集會遊行需要申請，也一直是民主疑題，集會遊行法是否違憲，一共經歷了四次釋憲和一次關於「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許可」的釋憲，此法的執法本身是這個國家和民眾彼此對表達自由保障與實踐的試金石。藝術家團隊曲折的申請到被核准的過程，是公民社會、表達自由、藝術自主倡議者對於警方維安權力和官僚結構的一次小練兵，也就是以高度幽默的申請事由：「於太陽花學運退場五週年當天，舉辦學運文物街頭展覽之藝文活動」，來突顯人民表達自由和集會遊行法的自相矛盾。

這個跟官僚體系交往的藝術行為，另人想到Christo 和Jeanne Claude的藝術計畫，總有三分之一的力氣在跟各機構斡旋，Christo從保加利亞初到西歐時，還不是運用制度的策略，1962年為了向柏林圍牆對話而在巴黎找一個巷子堆鐵桶，成為作品「鐵幕」，但並未申請任何核准或路權使用。而隨著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戒心，以及認知民主國家的官僚層次，這些機制都被Christo 和Jeanne Claude考慮在創作中。在巴黎包新橋的計畫（Pont Neuf）（1984）跟政府溝通了9年，到席拉克（Jacques Chirac）當市長時才實現。而包裝柏林的德國國會，則是從1971的邀請開始構思，當時國會大樓在柏林圍牆的東柏林那邊。包裹計畫（Reichstag）（1995）開始運作則是統一之後確定了要將首都從波昂搬到柏林，世界和國內局勢和二十多年前已完全不同。與德國政府斡旋，主要是國會議長Rita Süssmuth的支持而通過。在紐約的門（The Gates）計畫則是從1979溝通到2002年才實現。這種過程都是藝術家在經歷官僚品質和行政體系的文化力的過程。

而廖烜榛及黃奕捷的計劃小到佔據不了青島路上幾個停車格，也會經歷堪稱完備的體制下，權利、義務和公共機制的折衝，乃致執法人員心態和心理的層次，甚至有可能成為創作者（始作俑者）的噩夢。在打開當代的「紙建築」展還是一個示意展，兩位藝術家將持續執行計畫，擴大探討歷史文獻是否可以不朽、運動如何檔案化、場景的（不）可再現、運動者的心理狀態的可見和不可見。

註：太陽花學運黃國昌等22人被以煽惑他人犯罪等罪嫌起訴，但一審法院採認「公民不服從」概念，全判無罪。檢方上訴至高等院，學運領袖林飛帆及陳為廷等人均做無罪答辯，高院認為此案源於立委張慶忠欲強行通過服貿等立法粗糙，黃國昌等人無犯意，仍判此22人無罪，檢方未上訴而定讞。占領行政院一案，一審判決學運領袖魏揚8人被控煽惑他人犯罪均無罪，陳建斌等其他人妨害公務及毀壞公務物品罪判刑，至高院則改判魏揚等7人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