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末日的階序與台日的（沒有）未來：《天王降臨多久川》

《天王降臨多久川》        攝影｜劉璧慈        圖片來源｜僻室 House Peace

《天王降臨多久川》以日式公寓的客廳作為單一場景的設定與執行，幾乎一覽無遺的空間，雖以餐桌作為觀眾視覺與角色交換狀態的中心，深景處的開放式廚房看似附屬搭配著餐桌，但從廚房的行動與觀看視角俯瞰全場，不妨也可以視為牽制或是保留對於餐桌中心事件的權力。看似平凡無奇、通透且無遮蔽的客廳，任何人的進出、互動、交談與關係現身所在；這個作為聚合的中心，連接了許多「存在的不存在」。以觀眾的視角來說，兩間房間完全無法參與；通往室外的大門，只有進出門鈴的聲響暗示，視覺上亦是一道無法追隨的無視線通道；再來就是廁所，雖然正對著客廳與觀眾，但卻是不能看也不想看的空間，也成為了所有不快樂的角色爭相使用的角落。如同場景一樣，故事看起來單純，但也藏了一些知道但看不到線索。與日本人修平結婚並於日本定居懷孕的臺灣人怡真，使用了這個租來的家，外掛了招待從臺灣來訪的母親與姐姐，還有客廳提供一位在日本打工換宿的臺灣年輕男子健安暫宿。幾乎每個角色都承擔了不少狀況，也不快樂。其中修平、姐姐與健安都有嘗試自殺的經驗。嚴格說來，這些狀況也都不是一般人難以想像或距離遙遠的經驗：壓力大、離婚、語言溝通障礙、經濟壓力、孤立、工作限制等。但我的意思並不是這些事情沒什麼大不了需要以自殺來解決，相反地，這些事情顯然除了母親那一代，這一代已經到了不能再以「沒事、可以過去」的方式來處理了。修平是劇中的關鍵角色之一：唯一的日本人、收入不穩定、沉默寡言，從角色行動與對話隱微可以得知，他一直在幫人自殺；當姐姐選擇以外出自殺時，修平立即從他的房間出來，尾隨出門協助。從這樣的空間與聲音的訊息來判斷，不僅僅廚房，客廳發生什麼事，其他的房間的人其實也都在掌握之中。

劇情發展在姐姐選擇出門散步／自殺，修平尾隨後，推上高潮。雖然從頭到尾沒有明白揭露自殺或協助自殺的經過與事實，但如同空間中各處的房間與角落之於客廳的關係一樣，那些不能明言的、看不到的，都以隱諱卻通透的「存在的不存在」牽連著角色與客廳一舉一動。怡真與母親一夜過後，天亮從醫院返家，從健安電話中得知姐姐的狀況，開始痛哭起來。（嚴格說來，關於怡真與姐姐的自殺交手，我有些不明白的檻。在前一段怡真搶走姐姐的手機並刪除姐姐的推特帳號時，已經充分顯示怡真對於姐姐可能的自殺行動的提防與阻止。但在前一晚怡真從母親口中得知姐姐出去散步時，修平也隨後離家時，卻沒有任何適當的反應，只有回了一聲「喔」。）全齣的最後一場以倒敘法，回到媽媽、姐姐與健安尚未到訪的家。客廳裡只有怡真與修平以平和、甚至帶著溫暖的氣氛，在有陽光照進的餐桌上，透過口譯機互相對話關於不快樂與死亡，但同時期待孩子的誕生以及未來的旅行。

整齣戲除了媽媽以外，其他角色在互動關係裡，雖然稱不上壓抑，但也始終保持在相對低限而不快樂的狀態；對照最後一場修平的願意敞談，並看似溫馨而帶著希望的未來感，顯得令人費解。一種可能的解讀是，到底在姐姐、媽媽與健安進入這個家後，發生了什麼事，而讓整體急遽起了變化？但事實上，最後一場的兩人對話中其實已經透露修平傷害自己的歷史，怡真也瞭然於心。換句話說，修平的「末日信仰」——自殺也協助別人自殺，以解決不快樂——顯然已經執行有時。如果這一點理解得沒錯，那便讓最後一場更加詭異：一個操作末日的日本人，加上一個幾乎無條件以愛支持丈夫且懷著新生胎兒的臺灣人，兩人的未來究竟可以是什麼？ 

《天王降臨多久川》        攝影｜劉璧慈        圖片來源｜僻室 House Peace

我還想再進一步問，為什麼要將一大群臺灣人大費周章放到日本來處理這個不快樂的癥結？再一次，我想指出的正好不是劇本的盲點，相反地，這個日本的設定，揭露也高度象徵了臺灣與日本，自歷史至今日的複雜關係。臺灣曾經作為日本長達半世紀(1895-1945)的殖民地，在殖民狀態下，殖民主對於現代性的期待與未來想望，除了顯示在對自我的文明發展上，也加諸於殖民地的土地與資源利用。在二戰結束了殖民狀態後，臺灣隨即又進入冷戰，在東亞作為第一島鍊的地緣政治下，日本與臺灣的「友好狀態」，使得日本對臺灣的殖民問題失去反思的機會。戰後東亞的經濟發展路徑，日本除了殖民時期外，殖民後更持續成為臺灣對現代性與未來的仰望與依賴對象。修平的孤兒身份以及當代日本進入長期發展停滯的現狀，以及衍生出的高自殺率和幫助殺人現象，劇本可謂提出了相當尖銳而批判的視角，刺激臺灣觀眾重新反省之於日本的長期心理狀態。但同樣值得探問的是，除了被排除在外、不知情的母親，姐姐、健安甚至是在姐姐自殺前的怡真，都「順從」了修平的末日論，隱喻地來說，即使日本終於在得以質疑其長達一世紀對於殖民、現代與發展論的此刻，其所創造的末日論，竟弔詭地毫無問題地、再一次成為劇中臺灣的指引與領導角色。這個對於當代的、後殖民的臺灣主體宣稱，是巨大的諷刺象徵與警言。

在殘酷的當代現實下，在日本不快樂的怡真、赴日自殺的姐姐以及自我放逐日本的健安，令人高度懷疑臺灣與日本共同攜手的（沒有）未來；而臺灣明知卻仍無以招架的日本末日引導。從這個絕望中，怡真在支開了母親，從廚房——那個牽制與保留的位置——拿了刀進入房間。我們無從得知修平究竟在不在房間裡，觀眾只能聽到房間裡傳出的崩潰叫聲，無論是自殘或是殺夫，竟反而指向了一個極具反思的「行動」——儘管很可能是以自殺作結。但對我而言，怡真的死亡，勇敢地拋出了對劇中的末日論以及台日關係最「積極性」以及「建設性」的，卑微的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