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空洞化的場面調度《釣蝦場的十日談》

就阮劇團自我宣稱的「常民性」而言，此時選擇以十四世紀，薄伽丘的《十日談》為創作起源、與之對話的西方文學經典，其實有其破格之處，從文體、主題到故事內容，通過不道德與官能感的敘事，反向揭露當時佛羅倫斯的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

但結果仍然與《十殿》殊途同歸，失神於自身意圖建構的，名為「台灣」的符號迷宮裡；從聊備一格的舞台場景「釣蝦場」、讓蘇俊穎的台語豐富貧乏的場面調度、欠缺欲揭露的指涉對象，乃至大量調度人偶分離導致蘇俊穎與楊輝自廢武功等等，混亂的導演邏輯只會反向使得常民性變成一面擋箭牌，非但不是進步的象徵，更是封閉的保守。

《十日談》高明的是，作家不直接談瘟疫，卻讓讀者從一則則故事裡讀到比瘟疫存在更久的社會病徵、感染與隔離，《釣蝦場》則相反，我們無法透過此作的十個戲劇場景看到疫情後面更大的真實，甚至連形式也異常破碎。人、偶、即時投影的複合演出形式，若調度得當，實能產生多層次的虛實交錯，可若一旦建立在視覺化與一味填充場面的加法，硬要把熱鬧吵起來，反而暴露出薄弱、混亂的場面調度。

我不明白，偶戲本有台，當把偶從蘇、楊二人手上拿走，交付群眾演員，任意高低左右操偶，戲台的空間性沒有經過轉換被破壞殆盡。又，兩位操偶師手上無偶，不知道用來突顯什麼？將情慾寄寓於偶的手法，同樣因無情慾的官能感而就是做做樣子，變得輕佻。

在這個「國際」的劇場藝術節場景，由於邀演、委製作品並不完全本土，基於此一前提，創作也可以說是在交流、對話中展開。坦白說，關於西方文化霸權的話語每個人都聽到快爛了，但劇場究竟可以提取、轉化什麼常民性與之抗衡呢？《釣蝦場》不缺可以拿來發展的創作元素，但每一元素之間徒剩形式上的拼湊，整個文本唯一訴諸的對象只有買票的觀眾，劇團時常徵用的台灣、台語、傳統、常民等「概念」變成金箍咒，套限了自己的創作想像。這些創作元素因著「加多加滿」的場面調度，反過來遮蔽了場面調度本身，逐一變成在地情調化的綴飾。在與西方強勢文化對話，甚至對峙之前，便已自我空洞化。既無結構，從何解構？既無邏輯，從何對話？

【觀看場次】

演出團體：阮劇團

演出場次：2022/4/17 14:30

演出地點：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