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有未逮的飛翔 — 差事劇團《未知紀事—到南方去》

在長期缺乏左翼思辨與討論的台灣，此刻觀看差事劇團的新作，儘管是無緣親身參與80~90年代的小劇場氛圍的觀者，恐也多少能倏忽連結上某種進入左翼思維與當代生活之間的矛盾與躊躇，也因主題的某種不合時宜感，令演出時空中的切格瓦拉或與其發生關係的種種未明情狀，似也顯得曖昧不清或不明何以。這裡的模糊與生疏，不只源於戰後戒嚴以來國際冷戰局勢的確立，台灣與其他第三世界邊陲國家在反共圍堵政策下，喪失主體意識並成為美日資源的依附地；在封閉化的體制內欠缺對左翼脈絡知識基礎上的認識，對美帝主義於全球性的掠奪、殘害與屠殺事實無從理解，因而更凸顯了左翼劇場在當下的演繹，至今或仍有隔層紗的必然障礙。

這雖是隱憂，卻也未必不是反其道而行的路徑。在知識根基薄弱的前提下，劇場能做甚麼，做得到什麼？彷若也指出了差事長年以來以民眾劇場交流的文化抵抗、對美學與政治的辯證，及藉劇場介入社會的實踐過程中，再次使觀者從格瓦拉的拉美革命經驗，復返並觸及了冷戰結構下美國所輸出的現代主義對於台灣戰後劇場形式美學的影響，包含「二度西潮」論述的接收與爭辯、文化主體意識的自我定位等80年代後半乃至90年代間台灣小劇場所關切的議題。

這種觀感更透過黑盒子封閉式的劇場空間，採用相當程度的象徵性與抽象式的身體語言，並以回扣主題的唸白作片段化的挪用和詮釋做為陳述主幹，而若不依賴演出者與觀者在心照不宣中所預設的脈絡前提——對左翼意涵略及格瓦拉的背景有基礎認識，對於以上近乎無知的觀者，或至少能夠在戰鬥的身體、疲累與徬徨、失溫與激烈的反抗情境及有限的語句裡，感受到幾分革命與爭戰過程中的酷實。

《未知紀事—到南方去》演出劇照        攝影｜柯泓宇        圖片提供｜差事劇團

背插著天使雙翼的無名者，毫無疲累地奔跑，直至開場前。

兩男一女三位角色，著裝上台後便下台，退去華麗戲服宣告開場，僅留一身孓然的灰。

三人失去特徵亦無姓名，全然的灰指涉著階層性存在。

演出者一開場便已告知與觀眾同在的此刻，將共同回溯並進入格瓦拉的最後戰鬥歷程。經由格瓦拉向卡斯楚告別的錄音紀錄，演出者描述起1966年格瓦拉告別古巴投入玻利維亞的革命軍隊之組織，並直言表述與當下劇場之間：「這裡是當下，也是當時」。相機、手錶、筆記中的詩、玻利維亞日記，成為格瓦拉最後革命旅程的註腳。

戰鬥化的肢體，貫穿所有空間，不斷反覆操演與襲擊，一如叢林鄉野間的游擊戰。

從天而降落下了各式書籍、傳單、物件，及指向農村與農民階級的一束束稻草梗。

穿過山脈與溪流，組織解放軍網絡、構築革命理想與神話。

演出者任由失去個體意念的階級化身體，在混亂、紛雜、暴烈的物件、光影與聲響裡交錯四落，斷續地述說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日記中的每一日生活描繪，行軍困難與停滯、偵查與閃躲、飢餓與疲累、受傷與瀕死，不可預測的天候、阻礙；天使以殘破喇叭勉強吹奏出國際歌，潰敗情勢節節高升。

在階級革命中，組織與領導如何引領軍隊，超越了個人存在的意義。格瓦拉的國際主義堅定信念一再覆述了解放軍必需以跨越的前提，為他地、他族（國）人而戰的理想性，即使後來的評論者認為其以忠貞、紀律及道德意識來操控游擊隊組織，已是落伍的管理方法，但不可否認這是屬於他自身與組織成員之間所發展出的有效內部關係，也說明了革命的游擊戰並非僅是火力之戰，更是內部權力交鋒與體力支撐的生存之戰；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最後命運，終究關涉於信任與人心、意志與人性之間的忖度與挑戰，任一抉擇都引向至生至死的關鍵。

演出者身體彼此糾葛、纏繞與推擠，一如組織內的裂分與構合，個體之間迸生的忿怨與愛慾，充斥在革命組織中；個體性從集體化表象中掙脫並撼動組織底層的相互關係，成為伴隨追求革命正義時永遠的矛盾附帶物。這些或都可從格瓦拉的日記及筆記中窺探部分端倪，但卻難以得知組織內非領導者在革命行動過程中的內在狀態，多數後人所知也僅能將觀點停留於格瓦拉希冀外界如何辨識他、肯認他的層次上，這或亦是深藏於革命組織階層化中的必然暴力與鬥爭，而早已不是格瓦拉騎乘摩托車遊歷拉丁美洲大陸所抱持的赤子情懷。

從拉丁美洲旅行中感到革命力量召喚並堅決與人民站在一起的熱血青年格瓦拉，無論是出於自我的浪漫想像或對於他者之痛的切身同感，都不可免地成為後人想像格瓦拉生命歷程的必要因素。革命本身即包含了激情、浪漫色彩，或正因如此，即使古巴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性的冒險誘惑似仍對格瓦拉的生存實踐具致命作用，而在革命經驗中的格瓦拉也見識到全球對於他的想像也許遠超過他實際經歷過的，成為一種「後革命」的格瓦拉經驗。而這些自我與他者的共同想像，也許也改變著左翼的起點與終點。

《未知紀事—到南方去》演出劇照        攝影｜林育全        圖片提供｜差事劇團

因此，格瓦拉的圖像既可在全球弱勢者之間流動，亦可輕易為資本主義偶像商品邏輯中操弄，可控與不可控的，可想見與不可預見的，都在最純真的摩托車旅行中，與最複雜的權力結構中，一次次一層層地浮現，而遠在彼端的台灣，最近的接觸，恐大多仍只是一張格瓦拉的海報或明信片，以自我裝飾性的姿態出現在各種文創場域。

格瓦拉本身的議題大眾性，在親美政權意識形態的長期塑造與規範下，於當下台灣能引起多少超越膜拜目光的省思，或許難以被預見或期待，然而在觀看《未知紀事—到南方去》時，若並不知悉演出是發想自鍾喬的文本《到南方去》，也仍能夠從極簡的象徵語彙所牽引出的懸念，捕捉到一種草根性的文化抵抗意念。然而，無論是建立在劇場美學性或政治實踐性，或者兩者間的互融與反思，都仍需面對敘事架構之於演出者身體、口白之間所搭築出的蟄伏與張力，以及將左翼精神置於劇場核心予以展開的，對於主題所推衍出的洞見與轉化。整體演出較可憾處，在編導者對美學的轉化上，似未能有效整合各元素與節奏；在批判抵抗面，也缺少了引向深刻思辨的關鍵詞語，而大量噪音聲響所構成的喧雜感，原本希冀乘載的是饒富糾結的內外狀態，卻因無法與口白間有效對位，以致多處難以辨識敘說內容，失去了關鍵唸白所凝聚的效應。儘管對於身體與革命之間盡可能地設身揣想，但可惜未能如一開場時，三位演出者從容脫下華服，眼神相互示意所透露的多層意味，持續進行著無論是當年的格瓦拉或是台灣當下的你我，那更多自不待言的未知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