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造人、人造地獄：《神話學II：人造地獄》

演前宣告以英文開場，但播到一半旋即打斷，轉以各種（我未能辨識）的語言連番播放，從開始就設定了這演出是個多語言的情境，而且這個多語與（被打斷的）英語有著相互對立而不相容的關係。顯然英語被先預設為某種無法在這個情境中溝通與表意的他者，至少暗示了對某些族群而言，這個跨國連結與交易情境中，英語無法作為成立的溝通語言。開場個別以各國語言重複宣告，一方面意圖顯示了某種程度的平等，亦即照顧了各種語言使用人口；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這些語言彼此間的獨立或互斥性，亦即這些語言之外，還需要一個可以翻譯的語言。弔詭的是，開場被打斷的英語，又成了接續幾乎是整場演出中，做為代表彼此間得以溝通的翻譯與共同的語言。

《神話學II：人造地獄》演出照片        攝影｜陳藝堂        圖片提供｜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四周以鷹架搭建而成的影像牆，時而作為徵工廣告、時而作為紀錄、或投射景觀，或更常作為仲介的直播場景。觀眾則向著空間的中心：一台跑步機，陳武康以其擅長即興式地表演，隨性地指揮調度全場觀眾參與以及螢幕中的同步演出。螢幕中從未現身現場的蔡佾玲（台灣）、Anastasia Melati（印尼）、APom Kijreunpiromsuk（泰國）、Rady Nget（柬埔寨）、Russ Ligtas（菲律賓）與Sharanya Ramprakash（印度）共同演出、共同說故事，借用《神曲》結構，拉出亞洲移工的軌跡。原本作為生命旅途地獄、煉獄與天堂的《神曲》垂直結構，在《神話學II：人造地獄》​一轉成為水平的當代世界流動。

一則則由各個螢幕演員分享的故事，在勞動、貨物、經濟、情感上超越了今日世界由民族國家打造的主權邊界，在演出中無法現場現身的演員，也在技術上跨越螢幕與螢幕的框架，共同建構全球的流動圖景；除了以上之外，觀眾也可以發現，無論是演員或角色也跨越單一語言的能力，無論是演員流暢地以英語說故事，或是角色也必須以或多或少的英語生存於全球。換句話說，全球的資本與勞動流動，勢必某種程度地改變由民族國家打造的國民主體：以國家語言為溝通與以國家文化為認同。或是更進一步講，其實根本無需全球化才讓我們看到單一認同的限制，從來不只是演自己、並擅於模仿各種口音與型態的演員，不早就讓我們看到某種「你長成誰，但卻不一定是誰」的能力。但《神話學II：人造地獄》​卻一方面讓演員說了超越國界的故事，另一方面卻又讓演員回到國界之中。

《神話學II：人造地獄》演出照片        攝影｜陳藝堂        圖片提供｜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陳武康問觀眾「去過這些國家中的哪一國？……如果下輩子投胎，最希望誕生在哪一個國家？」等，接下來我們看到無論是螢幕後的演員，舞台上的主持，以及現場觀眾的回答，無一不持續與重複複製我們對於這些國家的刻板印象：印度男生帥不帥、柬埔寨的生活很單純、泰國的水果很多，然後透過這一連串的刻板印象與認知，再重新標定螢幕中以國籍定位屬性的演員，作為具原初地代言、應對。諷刺的是，作為討論全球的資本與勞動分工的作品，有意識地觸及了亞洲並不自外於西方，例如印度與美國、台灣與英語等，演出明明強調了資本、勞動關係的複雜的跨國關係，卻在對於文化與種族的再現中，否認身份與認同同樣也在同樣的物質條件中身處跨國關係。

透過以陳武康為中心的「翻譯」，國家、種族以及文化一再重複以國與國、人種與人種、文化差異等的刻印現身，而這種翻譯的方法，無異於自現代世界的現身，民族國家作為理所當然劃分差異的邊界，既強化邊界內外自我與他者的不相容，也進而鎖定了所謂以國家為核心的身份認同分派。嚴格說來，以這套方法運作的現代世界，正是以近代歐洲／西方歷史發展所形構的模版。換言之，這個世界的運作方法，正是所謂的「西方」。「西方」不必然是所謂的膚色、不是宗教、不是宣稱的民主或自由，不是印歐語系，而是深刻地與這套翻譯世界方法構結的認識。整個演出看似呈現了全球化下資本運作與勞動獲利的殘酷冷血，但另一方面透過陳武康運籌帷幄的翻譯調度，也再次顯示了我們以為看到的、正在討論的「亞洲」，其實正是以這套以國界差異所翻譯而成的「西方」。換句話說，任何對於「亞洲」的宣稱與好奇，如果無異於這套翻譯的方法，其實也就再次複製了「西方」；越是對「亞洲」感到興趣，也就是越身陷「西方」而無法自拔。「亞洲」內部的矛盾與差異，於是僅僅成為一道提供「西方」轉移自身問題，再次用以成為理解亞洲果然跟西方不一樣的修辭。

《神話學II：人造地獄》​以各國勞動工作者的故事，集體接連敘述了當下的全球資本與人力流動相互串連的景象，嚴格說來，這個實在已經不算是任何先知或揭露真相的敘事（除非我們先假裝無視一次又一次移工在台灣之公安條件的新聞，或是從未看見台北車站、中壢車站、台中車站等廣場的跨國籍、跨語際聚會），演出敘述持續將問題導向處於場內中心跑步機持續原地跑步、也已經滿頭大汗的陳武康其所代表的角色。但導演顯然不想只單單將責任怪罪在單一人物或問題上，於是加了一段讓觀眾知道，原來這位跑步機上的角色，也是身不由己地為了償還背在身上的貸款壓力而無法停下。雖然我明白導演試圖平衡整場已經過於「中心化」的調度與空間，而嘗試自中心解開隱藏其後內爆。但也因如此，整齣原先建立在對資本、階級現象的諷刺，卻迅速墜入某種溫情的難堪：原來誰也不該批判誰，大家都有苦衷？

當觀眾從《神話學II：人造地獄》走出來，同仇敵慨地同理了導演對於跨國資本地獄的批判時，我卻不禁悲傷起來，這場同仇敵慨，卻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共同連結於各國與其代表角色一再複製刻板印象，在陳武康與在場觀眾的嘻笑揶揄，重複以「西方」翻譯「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