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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stoy的當事人和見證者位置-林羿綺 越洋信使

吳介祥 | 發表時間:2020/10/31 23:01 | 最後修訂時間:2021/01/20 11:37

評論的展演: 越洋信使 林羿綺個展

林羿綺從《餘燼三部曲II:盛宴》(2014)將自己的身體當成召喚駐留眷村幽魂的容器;《父域安魂曲》(2017)向過世父親表露帶著他一半的肉體繼續在世間闖蕩;《信使-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2019)的紀錄者;到《雙生》的家族史編導,她的角色有時候是當事人、有時候是被附身的中介者、有時候是見證者、有時候是演員,有時候則是導演。使得她的作品有時跟觀眾是親密的,有時則和觀眾一樣疏離情節,而在當事人和歷史敘事者之間創造出一條可來回跨越的路徑。研究記憶文化的學者Aleida Assmann以哈姆雷特(Hamlet)一劇裡的赫瑞修(Horatio)一角為例,分析了戲劇這個類型的藝術,如何塑造見證者的關係,再把見證的行為交付給觀眾。在哈姆雷特垂死時,請求他的朋友赫瑞修成為他的證人,把自己所見證到事實講出去。從希臘到現代戲劇,舞台常有這樣的功能,把「見證」(witness)搬到舞台上,讓見證者說出失語者的話,或無法被言說的事(Assmann 2006: 268)。Horatio的名字可能是ratio (理智)或是orator (敘事者),而將當事人和見證者區分開來,讓戲劇有很大的紀錄、敘事、轉述和詮釋的潛力,也同時把詮釋權轉交給不在事件現場的戲劇觀眾。

在「越洋信使」中,從《信使-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信使II-永恆漫遊與熱帶追尋》到《雙生》,林羿綺用了最大詮釋空間跨越自身家族史和大論述。從信件到家族記憶和旅程紀錄,同齡家族成員的生命史,來觀看截然不同的社會對同一個家族成員的迥異塑造。這些故事的編纂、角色安排和場景設置裡,有一定程度的虛構性。虛構性是藝術家來自台灣和印尼兩邊雙方書信的啟發,在她讀到的書信中,因為對地理和社會環境都很陌生模糊,依賴著想像互相猜著的彼方家人的狀態並互相問候勉勵,而讓林羿綺打開虛構性的藝術和政治潛力。林羿綺設計了《雙生》復古的舞台劇美學,令人有抗日舞台劇的聯想,她的4:3銀幕比例也有意和當代習慣的16:9尺寸做區隔。劇中充滿象徵符號和時代印記,船舵、機翼、地球儀、字典象徵遙不可及的遠方,早期的家飾和聲光產品等物件暗示了不同社會控制的緊弛。場景設置引起觀眾對世代和區域的陌生感,靠想像理解當時代的離散和無所傳遞的思念。這是林羿綺對家庭成員的理解,也是對一段世界史的詮釋的出發點。

圖片來源:鳳甲美術館 

圖片來源:鳳甲美術館(攝影:劉世淳

在鳳甲美術館展場上的《信使II》,是藝術家根據地址到新加坡尋找親戚所做的影像紀錄,相對於與印尼親人的連結,在新加坡的尋親之旅成為不得其門而入、街景的徘徊。展區成為街景牆,觀眾和林羿綺一樣成為穿梭在這些街區和角落的旁觀者、路人和外來者。而進入《雙生》的展間,觀眾則進入金門的碉堡內。這個一外一內的差距頗為衝突。藝術家從「雙重不在場」-在新加坡枉然的尋親之途和錄像作品疏離的主體視角,到《雙生》裡創作者自傳和同時以操偶人出現的「雙重在場」,這種進出自己的歷史,似乎是善於使用檔案創作世代的特質。在林羿綺過去的幾件作品,以自身做為附靈或以扮演、召喚的方式跟歷史做對話,已經顯出主體的內外移動。在《雙生》中藝術家熟練地調度了舞台劇道具和換景,調度歷史感、時代符號、國族象徵,和主體在歷史裡可移動的位置,她是當事人、主述者、導演,也是見證者。

雙生的意象在林羿綺2015年的《復興夢》就已出現,肢體有殘缺的雙生兒,是分裂的國家和離散軍人破碎的回鄉夢,也是被輾碎的眷村的擬人化。「越洋信使」展的《雙生》則是長達40分鐘劇場式完整的三代敘事。設計雙生的兄妹因為徵兵而被拆散,已經把命運感托和出來。懸絲偶戲、兩位互相感知著對方存在的女孩、水晶球,也許會令一些觀眾會想到很久以前的電影《雙面薇若妮卡》(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導演Krzysztof Kieślowski, 1991)。故事敘述了分別在法國巴黎和波蘭各有一個薇若妮卡,兩人樣貌氣質一模一樣,素未謀面卻彼此有感應且互相牽引,並有著類似的生平。而她們兩人的間接知遇(透過照片)卻僅是透過巴黎薇若妮卡的操偶師情人串起來。《雙面薇若妮卡》在東歐解放不久後上演,導演藉由複本(Doppelgänger)來影射蘇聯和所謂的自由陣營一刀兩斷,而造成截然不同的人類命運。同時,也以操偶的技藝暗喻人的遭遇總有背後不可逆反的大環境因素。

《雙面薇若妮卡》圖片來源:網路電影宣傳資料

林羿綺的作品雖然是家族史回溯,卻也一直有著風雨欲來的暗示。在《雙生》中,兩個女孩家中的窗戶外面一直有巨大壓迫的臉和眼睛,象徵兩地的政治結構和社會騷亂,在印尼家的女孩被父親教導如果被人欺負,要把自己藏好,而在台灣的女孩-林羿綺自身,則被教導要還擊。從這段開始,兩人的差異顯現出來,也是這個世代所經歷在兩地民主化進程的差別,而女性的主體意識也隨之浮現。在將近結尾時,兩個女孩分別正立在效忠國家的儀式中,臉上分別罩著「Forever」 和 「Eternity」的國族性的宣示、召喚字彙。印尼女孩微笑配合音樂唱著「偉大印度尼西亞、自由啦!自由啦!」而台灣女孩則是拒絕發聲。和男性導演三十年前的作品《雙面薇若妮卡》相比較,用雙生或複本來揣摩命運是不是真的存在,或個人宿命是依附時代歷史的產物,《雙生》更直接呈現兩地女孩的不同秉性,是天性還是家國的鑄造的提問。圖片來源:鳳甲美術館

應變大環境的態度是繫在遠方,還是由近在咫尺的決定所串起的?林羿綺從《餘燼三部曲II:盛宴》(2014)、《復興夢》(2015)、《父域安魂曲》(2017)到《雙生》,把History 變成鮮明的 Herstory,頗能令人感受台灣這一世代的觀念和意志,也充分顯現她詮釋歷史的主體性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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