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戀父及其歷史的必要：楊登棋（登曼波）《父親的錄影帶_碧兒不談》

《父親的錄影帶＿碧兒不談》是楊登棋（登曼波）於政大藝文中心展出的個展。《父親的錄影帶》於2020年獲得台北美術獎首獎，就目前有限可搜尋的資料對比前者，這一次《父親的錄影帶＿碧兒不談》的展覽也同樣透過攝影、錄影、物件與裝置呈現。就北美館當時的展覽說明來看，《父親的錄影帶》是楊登棋（登曼波）「試圖追溯、理解或重現他與父親之間魔幻、抽離卻意外寫實的關係。時間回到90年代，因為發現父親的自拍錄影帶，無法避免地也發現了父親的性傾向。」表面看似較為處理父子間私密關係的《父親的錄影帶》，實則一旦作為展覽而呈現時，都無法迴避觸碰個人與集體、或是私生活與集體間的交涉。這個觀看取徑在《父親的錄影帶＿碧兒不談》顯得更為清楚，「碧兒不談」作為「避而不談」的諧擬，暗示了更多的曖昧：是誰避而不談？父親、兒子、還是碧兒？是作品不談還是觀眾不談？那條連結前後兩次展覽的底線(underline)又可以帶出什麼作品關連或政治性？

《父親的錄影帶_碧兒不談》展場一隅        Photo Credit 楊登棋(登曼波） 

不只是父子：展示的表演性與政治

照片、信件、手跡、錄影帶、個人收藏或是生活物件，如同楊登棋與其父，在展場中都不只是個人或是角色，而可以視為化身揭露歷史意識與現象的演員。因而展覽／示本身所具有的表演性說明了所有作品的故事，本身都是展覽的再敘事。展覽中整面以投影膠片製作大量的、紙本媒介仍作為台灣同性戀社群聯繫與論壇之時的歷史與文獻，作為具備公開展示的形式。換句話說，不管是在觀看父親的錄影帶、楊登棋的紀錄片及種種其他的同時，某種歷史的、認同的、或是被親屬的（父親）、能展示的或是不談的，也都必然是政治的。

展場混合了父親的收藏（如錄影帶與實物）、同性戀歷史文件（不確定是不是父親收藏的還是歷史文件的出土）與當代攝影鏡頭下的酷兒文化，最直接的解讀可以說這是一場不同世代的同性戀文化。在作品當中呈現我們熟知的酷兒風景，扮裝、變裝、派對、電音，顯然如唐鳳都以政務委員的身份，都現身了。時間與性別政治的光譜兩端迎接了酷兒世代的自信。閃亮亮的「碧」兒，伴隨酷兒論述現身，也拉出或預設了時光隧道另一端的前酷兒、解放前父親，處在漆黑、暗櫃、不可見的種種，在紙本年代費力尋求關係的遮蔽之中。

《父親的錄影帶_碧兒不談》展場一隅        Photo Credit 楊登棋(登曼波） 

碧兒不談 ／避而不談的歷史意識

但即使成了碧兒／酷兒了，怎麼還是「不談」？不談什麼？同性戀已經被談了，父親已經被談了，某種同質的、線性的同志群體存在也被談了，「複數的」同性戀操演被直接化約成某種同性戀身份，也直接收納進入台灣社會多元的身份與文化記憶。這樣來說，展覽中仍直接標明碧兒／避而不談的，大概不一定是今日酷兒性別政治中所高度讚揚的變裝皇后、跨性別或被快速提升能見度的非二元的酷兒族群。當什麼都曝光了、也都酷兒化了，卻仍有什麼東西不談，可能才是碧兒真的不談的東西。不是不能談，當代的多元文化政治已經努力把所有可以談的都拿來談，但問題恐怕出現在「全都談」的背後正共謀著「不談」的悖論。

父親可以與母親結婚、生子，但不一定造成同妻婚姻。想想社會實踐中婚姻關係中不乏各過各的「相愛／互相依賴關係」，雖然這種往往被視為「不正常」與「不幸福」的婚姻。婚姻與性傾向／認同、性生活以及「性與生活」不必然是同一件事。當同志婚姻通過時，作為同性以及戀情的多重歷史與多重表演性，反而在共同以酷兒之名的新自由認識、在國家、婚姻與性的連結中被統合與化約了，歷史與表演作為身份政治的「多重」則進入了「不談」的限制之中。也就是說，父親原有的暗櫃裡面可能別有洞天，「錄影帶」本來作為記錄、放映、自娛與對話的物件性質，父親以端正秀麗的字體為錄影帶當中交纏的性與生活分門別類、細細整理歸檔，會不會得要從某種更性別、很自由、要多元的酷兒／子的發現而揭露中，才讓父親與歷史變得奇觀。在展覽一開始，父親不是早就說了嗎？「青春不要留白」。

《父親的錄影帶_碧兒不談》展場一隅        Photo Credit 楊登棋(登曼波）  

《父親的錄影帶_碧兒不談》之間的那個underline（底線），成為楊登棋提供這次個展有趣的思辨方法。一方面，underline連結也延伸了兩個作品，讓曾在北美館展覽的《父親的錄影帶》在這次《父親的錄影帶_》不僅僅作為曾經的展示，加入《_碧兒不談》，進入並成為新的完整作品。另一方面，underline作為某種創造兩個作品關係的視覺性伏流，暗示了《父親的錄影帶》的故事還沒有說完，《父親的錄影帶》本身就是「不談」與「談」的政治表演：父親錄影帶中不談的被兒子談了、主流不想談的被楊登棋談了、多元談了卻還有不談、影像記錄中太多空鏡、跳接的畫面與不連續的敘事都沒法談卻也都幾乎避而不談。而《_碧兒不談》則需要脈絡在《父親的錄影帶》之中，從第一層的表面文本來看，「父親不談」大約是最容易被接收到的訊息，但當作為大量攝影作品中當代新自由酷兒的碧兒出現，則弔詭地不談了。有趣的是，展場中一邊展示放在透明聚乙烯盒子中父親的錄影帶，但在映像管電視中放映的卻是楊登棋自己拍攝的父親。記錄中種種兒子對父親的提問，父親看似以「避而不談」的姿態回應，但每一句性別政治正確的提問（你知道現在同性婚姻合法嗎？／現在合法了／已經合法了），又何嘗不是作為被訪問的你／父親／性與生命／歷史「只能這樣談」的限制？

這個展覽又正是揭露了「碧兒不談」的政治性後，讓這次的個展反而可以視為一次開始「談」的行動。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父親的錄影帶_碧兒不談》同時處理了「父親不談」，但也面對了「父親的多種歷史想像不被談」、「碧兒在今日的性別政治下也不談」、「在揭露與辯證後，碧兒不談但某種批判的閱讀終究可以開始談了」等多重複合的意涵。

如果紀錄片刻意揭露了父親與作為藝術家、拍攝者、兒子與訪談者的對話，顯然不是在同一頻道上：父親避而不談、兒子碧兒不談。在共同存在的空間中，顯然不在同樣的性別進展時間線性上，當代台灣（酷兒）性與政治又不能不推進迎接性別國家化的慶典。父親前往投票所的線性拍攝，引導我好奇著想：在投票作為解釋歷史與迎接自由的行動展示中，（作為演員的）父親還可以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