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己覺知中的集體記憶 —《百年之囚》

入場前，觀眾已被充分告知，如有任何不適皆可以隨時表達，讓工作人員協助處理。各種潛在的不安，逐步成為參與演出的預設。有人提出不希望太多奔跑、有人表示剛感冒完怕冷、有人感到遲疑卻還是簽下參與本演出的同意書。

進場前解說所環繞的凝肅氛圍讓觀眾更感到好奇。每一觀眾分得一紙除卻姓名和指涉某段歷史的簡述單，揀選了自日本統治時期至今曾發生過，因專制政權的壓迫與箝制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滅絕人性的事件。

「觀眾」被工作人員帶上樓之後，瞬間轉為「參與者」，在扮演士官的咆哮命令聲下，參與者被不可見的他者戴上多層加強的眼罩、布條、耳機，因無法「觀」而進入「聽」，「參與者」瞬間轉化為「演員」，「被迫」開始加入演出，進入無預警的身體觸覺—嗅覺—聽覺，甚至這些覺知之間難以描繪的連動知覺。而失去視覺的個體，仰賴於細部的感知體驗，諦聽的同時牽引聯覺，參與者或可選擇不全然投入「演出」，卻難以抵擋無預警的聯覺浮現腦際。

參與者亦不得不傾全力感知，以避免在上樓時踏空翻覆，或沒聽到「士官」指令而遭受斥喝侮辱（也因為意識到一切都是戲，感到屈辱的未必是斥喝本身，而是介於斥喝內涵及作為「仿演員」之間的尷尬與難堪）：「要如何配合演出？」、「要配合到什麼程度？」、「如果不配合會如何？」等重重疊疊的虛實況境。

被士官命令移動腳步時，你清楚意識到有一人跟著你，避免你摔倒，引導你的方向和步伐。（不明言的劇場敘事內外交疊處的晦澀地帶）。他的手腳緊隨著你的身體，牽動你的節奏，希望在「他」的暗示下做出他所希望的動作：「他希望你成為他，進而成為千萬個他。」

（「他」是誰？）

坐下、拿起酒杯、收放各種物件，藉各種細微的觸覺、嗅覺以對應耳機內外的聲音，催化身體深處的內在情緒反應。同時，也與不知名的他者（其他演出者），共置於同一空間，交相「真實演出」及「仿演」。

《百年之囚》劇照         攝影｜林育全          圖片提供｜黑眼睛跨劇團

仿演者（參與者）的身分與角色漸次形成位移，時而成為仿演者，時而返為自身。耳機中的人聲、焦躁急迫的腳步聲、動作音不斷貫穿，將你融入、捲進當下。儘管此人聲不時跳離出當下敘事，以全知視角向你訴說當代省思，你卻仍能快速變換角色，不斷返回現場，成為情境中的「當事者」。——這來自於身體感知的迴繞，肉身的記憶重複提醒，方才流逝的尚未走完，它還在繼續，等待著「我」的再臨與會合。

你或許瞬間想到過去印象中關於台灣過往因威權政治迫害、屠殺，關於族群敵視、羞辱等種種歷史記憶，也可能突然憶起到稍早工作人員所提供的「事件描述單」：一樁樁慘案正轉化為進行中的演出腳本，即便不想加入搬演，但你仍不禁想知道他們歷經了什麼；你也許不想任由「他」強制引導你的動作，卻沒有選擇。（除非你向工作人員表明中止參與演出）。

當多具不明的肉身在幽暗中朝你撞擊而來，皮肉的溫度揭露了生的真實於當下，追憾著死的彼端於過往，悲傷反覆ㄧㄧ踏過傷者、慟者，及此刻再也觸摸不到的逝者。

使人悚然的並非止於這瞬間湧現的諸多記憶，而是在此短暫的闃暗裡，演出者持續在聲音與軀體構築的洪流暴力中，把無可預期的侵擾推至人對於身體自由的容忍邊界，（這困境不只存在腳本的聯想敘述內，也在其外觸發著仿演者對未知的恐懼。）

而「他」這雙引導你的手，反倒因一種「陪伴」的切身感，成為參與者當下唯一的慰藉。甚而，這一雙手確保了你「作為一位觀眾」的安全，使你清楚意識到這劇場的外部，有一寬敞安全的空間，允許「人的自由」存在，在當中你可以一無所懼直到這齣戲結束，一切回歸安穩。

《百年之囚》劇照         攝影｜林育全          圖片提供｜黑眼睛跨劇團


在「沈浸式」口號當道、科技虛擬幻覺為訴求的時代，《百年之囚》著墨的不是過去劇場必需設想的舞台上展現、動作語彙，而是在重新限制知覺形式之後，去探索並打開身體與記憶之間的拉距，將參與者旋入自身與他者的身體迴圈；倘若ㄧ般劇場慣於「安排演員在現場呈現敘事自身」，那麼本演出則試圖「安排演員在現場引導觀眾演出他者與自身，致使演員不是演員，觀眾不是觀眾，他者亦不再是他者，而自身，流連於其間。」因此帶來了多重、複數蔓延的劇場顯像，並將此過程凝聚為想像現實及現實想像。

或許剛踏入此一劇場時空的觀眾會誤以為即將展開一場幻覺之旅，未料一切並非虛像夢影，而是加倍真實的肉身與苦痛，在黑暗中迎面碰撞、交纏；而腳本語態所複誦的典型話劇式文藝腔，反而令觀者抽身，並藉視覺性的禁閉，賦予聲音元素在劇場中建搭築出間離感，令觀眾一再意識到自身和發聲者是一對一或一對多的「不對等的交會」。此種封閉性讓劇場的庸俗語腔轉化為「身聲」重組的結構，以情節動作化的身體感，聲不暇己地競相結合，推促觀者在此封閉迴圈中震驚、憂懼，甚而疲累。

《百年之囚》的戲劇敘事嘗試揀選台灣百餘年歷史中，各種身份、族群、國家、民族等概念建置下，因不符合或順服於政權監控之合法性，而遭受剝奪生存、發聲自由的人們。然而，當台灣人集體對於這些傷痛案例的記憶越集中，越加透露出這些已公開案例所共構出的「歷史敘事」一方面逐步被收納於檔案化的資料庫，一方面引進入國家集體記憶的建制環節。一如每逢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人們重新回溯各種殘酷的歷史案例，感同身受一幕幕血淚經歷，讓記憶成為集體的共時共感，成為必需借鏡的「既定的歷史」。

然而，一旦進入框定的歷史詮釋，卻也可能封鎖了某些隱晦的結構過程、權力關係網絡，以及流動的口述差異中更細膩及待被發掘的理解方式。這些在劇場中慎選出的受難記憶，不只是一個個案例，而是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遙相對望，在差異的個別生命經驗中，以身體覺知所延展而出的集體建構意識。而傷害也並不就此在當代停滯或絕跡，各種身分階級族群等諸種不公不義的問題，仍在最近的身邊與最遠的彼端持續著，集體記憶創造了銘刻的追懷，也同時強化著結構與體制的力量，這樣的記憶是否真的有助於我們貼近他者之慟，或是與他者拉出重層的距離，都是值得反覆商榷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