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一個不可能的政治：在參與和公共裡協商（上）

正如〈將策展問題化：初論當代表演藝術策展〉一文所示，當代表演藝術策展普遍帶著鮮明的政治性格，策畫藝術節也開始被視為是改變觀點、激發問題意識、邀請觀者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途徑。策展人與藝術家，普遍將藝術節視為替代性的政治行動，並將異議、對抗、協商、合作原屬於公共領域的特質，帶入展演、講座、工作坊、導覽、出版等藝術節的相關產出，並以此創造出臨時性的社群，對當代社會進行多面向的反省和對話。當策展開始被賦予「公共」的想像與意義，允許各式各樣不可能（也不需要）被全盤整合的異議，在藝術節裡發生與碰撞，便成為策展的必要過程。在現今常見的當代表演藝術實踐裡，常是將策展作為「組織不可能」的實踐：呈現一個不可能的公共領域，一個不可能的思想動員，一個不可能的政治。【註1】

此顯然與當代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對於藝術社會實踐、藝術公共性的濃厚興趣，有著密切的關連：許多藝術家將藝術視為田野調查、社會互動、社會干預和社區營造的方法，從而發展出參與式展演、公共空間展演、社區展演等各種藝術介入的方式，而我們從藝術學者夏儂．傑克森（Shannon Jackson）和克萊兒．畢夏普（Claire Bishop）對參與式藝術的眾多研究可知，當代表演藝術的社會實踐，已發展出非常多樣且靈活的面貌，並和視覺藝術相互密集地流通，出現在當代文化生產甚至文化政策的各個層面，而策展，同樣也身處此對公共性的重視與投注之中。【註2】

當然，對於藝術社會實踐的擔憂與批評也從未止歇，包括認為藝術的社會實踐削縮了藝術美學的意義與責任，同時也成為服務於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的最佳工具；劇評人郭亮廷對2017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社交場」的批評，至今依然言猶在耳：郭認為，「社交場」中大量的參與式展演，所展現的除了藝術家積極參與的社交性格外，也同時展示藝術家因應機構和人群的應變能力。在參與式展演中，藝術家面對流動的觀眾與流動的作品界線，其必須善於應變，也必須擁有絕佳的協商與溝通能力，而這些靈活、懂得合作的適應能力，都直接兌現為藝術家的人格保證。郭認為，此無疑符合著波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佩羅（Eve Chiapello）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新精神」：彈性、靈活且因地制宜。因此，參與式展演的種種操作，都讓藝術成為了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下，一種彈性身分的練習。【註3】

在此，值得繼續追問的是，「彈性身分」是否只屬於參與式展演在操練的主體特徵，或早已作為當代表演藝術勞動的某種現實。若當代藝文生態已與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與精神，彼此相生相息、難分難捨，則彈性身份的操演與練習，便已處處編織進每個藝文勞動者的工作處境裡，參與式展演是其中之一，策展也是其中之一。此外，正如畢夏普在其代表性的著作《人造地獄》所言，只要依附著新自由主義的藝術生態繼續蓬勃發展，藝術的社會實踐，便會繼續方興未艾，因人們在現實的政治體制上早已無抗衡晚近資本主義之政治實力，而將藝術視為替代的反抗方案，則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換言之，當代表演藝術對公共性的熱烈關注，並不是因為當代表演藝術工作者都特別急公好義，從某個更誠實的角度而言，在與政府、議會、大眾溝通我們在當代為何仍需要藝術時，公共性或許是較有說服力的立論與策略。於是，藝術的社會實踐固然有其積極開拓的面向，同時也有其不得不為的現實，而無論是藝術家或策展人，都因此身處一個弔詭的處境，也就是藉由抵抗新自由主義，而練習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佳勞工。在如此的景況下，與其問藝術的社會實踐如何抵抗又如何有效，於我而言更重要的問題也許是，我們該如何從「協商」的情境出發，重新理解藝術家或策展人在實踐過程裡的折衝與拉扯，而他們的主體性又如何在此弔詭的情境中被重新刻度？

此外，在疫情的衝擊下，無疑為藝術的社會實踐，帶來了十分尷尬的困境，讓原本已經複雜多重的彈性身份操演，又再加上數位工具的向度：若論藝術的田野調查，一門由言說、互動、感官訊息所積累的研究方法，在肉身被螢幕區隔後，要如何還能聽音辨位、五感全開，發現現場與受訪者的細小線索，進而延伸詢問出更多的田野資訊，這都是藝術家要進行線上田野的挑戰與課題。若論參與式表演，在原先藝術家與參與者之間許多的細密互動、眼神交換、彼此「讀空氣」的現場氛圍，以及隨之而來的親密、尷尬、流動感、不確定性，都在肉身被限制、隔離，而僅能透過視訊鏡頭交流時，顯得異常窒礙難行且稀薄。當臨時性的社群難以成立，藝術的社會實踐原先所期待的公共性意涵，也就無可避免在重重鏡頭與視窗下變得薄弱。

本文便試圖以兩個作品：張剛華的《洗頭》與複象公場的《四季》，來勾勒我所觀察到參與式展演因疫情衝擊而在創作上面臨到的危機，以及當藝術家與社區（community）真實面臨到異議發生時所產生的倫理拉扯。當然，要由此回答「參與」、「公共」等大命題，究竟在（後）疫情時代意味著什麼，或許此刻都還言之過早，本文也僅能作為一個特殊時刻的註記，標誌在此重大轉折的時刻，將藝術作為社會實踐的創作者們，是如何面臨創作媒介與載體的轉換，以及疫情時代下諸多的變動，和當中產生的創作難題。

【註1】Oliver Marchart, 2019, Conflictual Aesthetics: Artistic Activ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Sternberg Press.

【註2】Peter Eckersall,Bertie Ferdman, eds., 2021, Curating Dramaturgies: How Dramaturgy and Curating are Intersec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Arts. Routledge.

【註3】郭亮廷，2017，〈作者的神話與作品的政治—評「社交場」〉。